25年前的下周，一小群人聚集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打算重塑全球经济。他们签署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世界五大国家的政府将协同推动美元贬值，使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这项协议堪称过去40年里最高水准的国际经济合作。

今日，随着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汇率、全球失衡和削减赤字等问题上出现了深层裂痕，《广场协议》(Plaza Accord)精神如能重新觉醒，将会弥足珍贵。

然而，虽然有些雄心勃勃的人士认为20国集团(G20)可以成为达成类似宏伟协议的平台，但这条道路要比1985年的时候难走得多。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Fred Bergsten)对全球经济治理持以乐观态度。他指出，当年达成广场协议后带来的一些成效，现在依然适用。他表示，广场协议以及1987年旨在稳定美元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通过使美元走弱提振了美国经济，从而使白宫有了更大的削减赤字的余地。

“我曾问吉姆•贝克（Jim Baker，时任美国财长），广场协议对减赤的贡献有多大？他说大概在10%至20%吧。”伯格斯滕表示，“不是特别大，但已经不错了。”

他表示，假如中国作出类似承诺，让人民币升值，也许可以平息美国在巩固财政方面的争论。

但也有人指出了其间的差异。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研究员大卫•罗斯科夫(David Rothkopf)表示：“1985年的日本已是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成员，愿意按照这个小俱乐部的规则行事。而当今的中国认为自己自成一类——这样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经济体，没法按照别人的规则行事。”

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今年早些时候表示，货币急剧升值“对中国的影响会比日本更大，因为中国处于更为初级的发展阶段”。他说，当年日本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拥有许多先进成熟的企业，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润率微薄，无法承受货币大幅升值的压力”。

中国官员经常声称，广场协议给日本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广场协议促使日本央行(BoJ)通过降低利率来抵消日元升值的影响。日本和中国都有不少人士认为，这种做法助长了日本上世纪80年代末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

伯格斯滕表示，“中国一些更聪明的经济学家”私下里承认这些观点并不准确——那场泡沫更多地是由日本金融监管不力所致。

当年为了促成广场协议，美国全力进行外交斡旋，才说服G5中的欧洲国家（法国、德国和英国）——以及强硬的日本采取合作态度。如今要促成这样的合作会更加困难。

的确，G20其它成员国对于中国操纵汇率也颇有怨言，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政府没能联合他们一起向中国施压。本周日本压低日元汇率的决定，可不是对多边措施投出的信任票。

盛德国际律师事务所(Sidley Austin)合伙人、曾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 G20特使的丹•普莱斯(Dan Price)表示，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G20取得了卓越成就。

但他也表示，修复全球经济，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汇率和财政赤字方面的协议，还必须解决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德国经常项目盈余以及欧洲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等问题。

普莱斯表示：“虽然G20大有可为，但我们不能不切实际地以为，G20峰会借助一项有时间表、有衡量标准的宏伟协议，就可以彻底解决所有这些问题。”

译者/杨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