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城市化进程、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等，均是近年来公共舆论与学界热议的话题，也素来为FT中文网所关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高利民为本网撰写的这篇文章，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一定新意的阐释，故我们特将本文刊发于此，以期引起公众和学界对这些话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与研究。)

一、“统购统销”正动着“城市化”的奶酪

什么是“城市化”？简断截说，就是想办法让农民和农地流向城市。这样，既可以解决“增长”问题：“城市化是下一阶段增长的新动力”；也可以解决“三农”问题：“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

这个新办法其实有着悠久的传承。放在更长的时空来看，中国的每一次重大关头，总要把目光转向农村、把手伸向农村、从农村寻求解决办法。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统购统销时期，处理的是供应的短缺，围绕的中心是粮食，对进城实行的是严格的限制；今天的城市化，解决的是增长，是内需，安排的对象是土地、劳动力，对进城实行的是有条件的欢迎。

统购统销作为一种制度，不仅作用在粮食商品的分配上，同时也影响着劳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安排。随着短缺时代的结束，统购统销的粮食分配作用终结了，可它在劳力和土地上的遗存影响却并未自动消失，还继续通过户籍制度、地权制度、非正式的村社治理机制在发挥作用。

一方面，今天的劳力、土地的制度安排上还残存着统购统销的规制；另一方面，劳力、土地正是今天城市化所亟需的奶酪。这个现状可以概括为，“统购统销正动着城市化的奶酪”；相应的对策也可以概括为，“要解放城市化时代的生产力，就必需改革统购统销时代的生产关系”。

二、 “单位”的遗存：城市“户籍”福利溢价之谜

以户籍控制进城的缘起是粮食供应的短缺。建国之初，长期存在着粮食供需不平衡的问题，吃饭问题一直是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当年粮食的地位好比今天的银根，户籍调控对吃饭问题的作用和意义，与今天以准备金调控银根的作用和意义大可一比，也都曾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粮食短缺与户籍挂钩的问题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户籍今天成为焦点，论者重视或诟病的是与之相关的城乡间福利不平等、劳动力流动壁垒等现代问题了。

说户籍上挂有福利是不错的，但不够全面；说城市户籍上的福利过高，则往往是对“单位”制度的认识不足。

在计划体制下，城市福利的供应不仅仅是“户籍”，而是“户籍”+“单位”的组合。当年“户籍”的地位乍看类似于今日的低保，究其实质却是南辕北辙，“户籍”的福利含义是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的配额，以票证（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等等）的形式体现，但“户籍”却不包含失业救济这一低保的核心功能，失业救济的功能和责任在昔日是由“单位”承担的。今日责备“户籍”制造了福利不平等，如果是就“救济”方面的意义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张冠李戴了。“户籍”对于福利不平等的作用，今天主要是关于“发展”方面的，比如升学、商品房信贷、护照办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