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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事

和平乡的中国学院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泰戈尔世界一家的理想经常显得幼稚而脆弱,但那些美好、单纯的信念,比我们想象的更强大,它们总是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生长。

从红砖墙的霍拉火车站出发,只两个半小时,就抵达圣蒂尼克坦,在孟加拉语中,它是“和平之乡”。车厢破旧,头顶上两排黑乎乎的电扇,像是巨大的苍蝇挂在那里。沿途是水塘、田地、树木、晾着色彩鲜艳衣服的房屋。太阳落下时,我想起了博尔赫斯所说的“平原一样的忧伤”。

我试着揣测谭云山的感受,他也曾沿着同样的铁轨前行。他也令我激动,这是我短暂的追寻之旅的终点。吸引我来到印度的不是泰戈尔,而是这个中国青年。

两年前,一对意大利夫妇对我说起在印度的一个小镇,有一所了不起的大学,其中还有中文图书馆,它们是蒋介石与周恩来捐献的。半年前,我偶遇谭中、黄绮淑夫妇。在北京大学的勺园外交公寓,这对夫妇向我讲起了他们的父亲谭云山,讲起了他与甘地、尼赫鲁的友谊。意大利夫妇所说的中文图书馆,正是他们父亲所建。他不仅建立了中文图书馆,更有一所中国学院。

坐着晃晃悠悠的三轮车,我从车站来到国际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树,学生们在芒果树下上课,你看得到一块块砌出的圆形空地,突起的水泥台就是讲台。老师站在上面,同学们围坐四周。如果泰戈尔仍在,他一定会坐在其中。我穿过树林,看着穿黄色纱丽的少女结伴而行,在小路上,一群人正竭力把一头受伤的牛抬上三轮车。

这是一个未被打扰的世界,泰戈尔的教育理想也顽强地保持下来。他期望的国际大学是“世界的鸟巢”,是东与西的交流之地,也是东方国家相互理解之地。

在艺术系,一个娇小的日本姑娘正在组装她的艺术作品,把三组钢片挂在层叠的支架上,它们自由碰撞、分离,她要借此象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的旁边,一位斯里兰卡的女孩正忙于她的泥塑,两个人头重叠到一起,不知是何意味。在一个简陋的、只卖速溶咖啡的露天咖啡店,我还碰到了一个高大的韩国男青年,他要在这里学英文,想想印度式与韩国式发音的相逢,真令人不寒而栗。

与世界所有的大学不同,这里的青春与酒精、性、狂欢无关。你找不到小酒馆,只在小镇一处半掩门的小店,才能买到酒精饮品。男人们挤在店里的小隔间里,喝上一小杯,满脸的鬼鬼祟祟。青年男女大都太过阳光、得体、温柔,身上很少散发出性的气息。

这似乎也是泰戈尔个人风格的延续。在他的漫长的一生里,从未传出过关于女人的绯闻。他多姿多彩的个性,横溢而出的才华,早已通过诗歌、小说、绘画、歌曲、表演、演说、旅行释放了。他似乎与整个世界在恋爱,不需要具体的异性。

当然,我也见到了刷成粉红色的中国学院。两层的楼房有着民国时代的典雅。它建成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前的几个月。

一九二八年的圣蒂尼克坦之行迷住了谭云山,他留了下来,在这里教授中文。但不久,迫于生计,他又前往缅甸编辑中文报纸。他还卷入了政治。一九三零年,他陪同国民政府的密使前往拉萨拜访十三世达赖,又把达赖的信带给甘地。印度始终伴随着他,回到中国后,他成立了中印学会,为待建的中国学院筹款。它的捐助者名单由一连串显赫的名字构成,既有蔡元培又有蒋介石,他个人与国民政府是主要支持者。这不仅是文化交流,也关系国家战略与民族命运。中日战争即将到来,印度是中国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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