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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司观察

中国需要金融市场化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吴晓波:如果从工商经济和金融业的关系上看,在一个缺乏金融自由市场的国家,民间资本的壮大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千开放,万开放,不如让我办银行。”――这句话是日前参加一次经济论坛上听来的,发出这声呐喊的是一位民营企业主,其言朴实,却如雷在耳。

那是一次以“民营经济与金融改革”为主题的论坛,在会上,一家咨询机构公布了最新的调研报告――“目前,我国每年都有35%左右的中小企业倒闭,其中6成多是因为企业融资困难……超过四成的中小企业贷款无门。而企业所获得的贷款融资期限,有44.3%是六个月到一年的短期贷款。这些中小企业所获得的贷款之中,在基准利率及以下的比例为48.9%,其中上浮20%以上的有14.1%。” 这一系列数据再一次把中小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困境以最残酷的方式呈现出来。

所有熟悉中国商业历史的人大抵都知道,中国的金融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民营化的活泼状态下。以票号闻名的晋商在晚清时期几乎控制了国库,当时全国的金融中心不在皇帝居住的北京,而在晋中的平遥县城,在江南一带,从事盐业的徽商和丝绸业的浙北商人开办钱庄,同样在金融业上势力雄厚。

然而,这种历史传统在二十世纪被轻易地“放弃”了。当西方银行模式进入到中国之时,山西票商们拒绝了创办现代银行的邀约,而南方的盐商、丝商及十三行也分别在产业革命中被一一抛弃。1914年10月,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条轰动中国商界的大新闻,“天下票号之首”日升昌宣布破产,也是从此之后,中国的金融中心从平遥县城的青石板大街南移至十里洋场的上海。

很多人视之为商帮告别历史舞台的谢幕之时,不过我却以为,商帮的传统还是在其后顽强地持续了二十年,1916年前后,由于中央集权的羸弱,商人们变得异常活跃,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被私有化,在上海,形成了一个以江苏和浙江留学生为主力的商人集团,这就是著名的江浙财团,他们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商业运行,特别是在金融业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政权抗衡的独立力量。法国学者白吉尔曾评论说,“那些企业家,都是摈弃旧观念、倡导新思想的超群人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作的贡献,与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杰出作用相比,可谓是一珠双璧――尽管他们没有象后者那样的慷慨激昂。”她还说,“民族企业家与激进的知识分子相比,显得较为实际,与保守的官僚相比,又显得较为开放。”江浙财团是一种新型的商帮模式,那些企业家在1927年支持了同样为浙江籍的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北伐军,从而决定性地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江浙财团的势力在1935年被彻底击溃,其标志性的事件正是,在这一年,国民政府利用当时的经济危机,对民营的中国银行进行了突袭,从而将之国营化。美国学者帕克斯•小科布尔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一书中认定,“这次对银行界的突然袭击,就政府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来说,是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最重要和最富有戏剧性的一次大变化。”民国史专家王业键在《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一书中的观点也类似,他评论说,“中国几个大银行家曾经是中国商界中最有政治影响的一批人物,如今他们的声望就这样消除掉了。这个事情不仅表明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界的完全统治,而且也说明了企业家作为一个有力量的阶层是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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