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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

Regulators must risk more to push growth

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各国政府都面临压力,要求它们防范那些概率极小的事件。但它们真的应该这样做吗?绝对保险意味着“闲置”一些资源,以构建一个缓冲层,这些资源将无法投入经济活动,从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

日本地震和之前的全球金融海啸发生后,各国政府都面临压力,要求它们采取措施,保证民众不致暴露于那些概率极小事件的风险。但它们真的应该这样做吗?保证意味着需要“闲置”一些资源,以构建一个缓冲层,使这些资源无法参与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只有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才会派上用场。

缓冲层资源可能是昂贵的抗震建筑材料,其抗震挠性每个世纪只用得上一两分钟。额外的银行资本金也构成“缓冲”资源的一部分,而无法用作可以提高生产率的资本投资。

调拨资源以构建缓冲层,是一个社会必须做出的最重要选择之一。如果政策制定者们选择对国民面临的每一种想象得到的风险都提供“缓冲”,那么国民的生活水平几乎肯定会下降。一些较穷的国家,虽然发生严重地震的风险跟日本差不多,但并未采取日本那样高水准的防震措施,这并非偶然。“缓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奢侈品,只有富国能够负担。至于我们应该把增加的“缓冲”资源看作一国资本存量的一部分,还是一国净资产的一部分,那是无关紧要的。两者同等大小,只是从不同角度来看。合并起来看,一国净资本存量必然等同于家庭、企业与政府的净资产之和,外加该国的净国际投资头寸。

一个社会应拿出总产值的多少,来抵挡50年或100年一遇的危机?这个问题应该如何决定、由谁决定?在“买者自慎”原则大行其道的19世纪,这种风险决策与总体价格、利率和市场中的其他资本配置决策密不可分。

如今,尽管风险决策仍主要由私人决策者决定,但事关全球金融危机和日本地震的回应主要是由政府策划的。在这些危机发生后不久,很难劝服人们相信这种痛苦事件近期内不会再次发生,因为它们还是有可能发生,只是概率极低。在刚刚经历了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一场金融危机冲击后,情况尤其是这样。

2008年雷曼(Lehman)破产之后,私人市场和监管机构开始要求金融机构大幅提高资本金(即“缓冲”资金),以支撑负债。如果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银行和其他金融实体的资本充足率(资本与资产的比率)足够高,那么随着房地产泡沫破灭,理论上就不会发生违约和产生连锁效应。由此导致的衰退尽管可能相当严重,但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也不会达到需要政府出手“纾困”的地步。

正在修补风险管理范式的银行管理层,在补足资本金以便放贷方面步子迈得很大。眼下他们只是在略微扩大放贷业务量。新增资本似乎大多带有“缓冲”的性质。对经济前景的极度不确定、以及监管机构潜在要求的资本金水平,都影响了银行的放贷业务。尽管按照美联储(Fed)的说法,有许多商业和工业贷款“风险极低”,且收益率远远高于联邦储备银行支付的25个基点利息,但仍然有逾1.6万亿美元存款存放于各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s)。因此,超额准备金似乎也带有某种“缓冲”性质,而非积极参与(或催生)放贷和经济活动。

处于“冻结”状态的准备金,似乎是2008年一系列出乎意料的银行纾困活动所导致的。如果2008年3月贝尔斯登(Bear Stearns)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倒闭,那么雷曼兄弟和美国国际集团(AIG)都可能从中汲取教训,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采取行动补足资本金,以免资不抵债。但贝尔斯登获得了纾困,造成这样一种观感:如果贝尔斯登“太大而不能倒”,它的竞争者亦然。雷曼对于资不抵债的恐惧缓解了,而这是危险的。如果政府任凭贝尔斯登自生自灭,那么后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永远只能凭想象去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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