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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

“百花齐放”不足畏

FT亚洲版主编皮林:尽管5亿中国网民中的多数满足于下载音乐和与朋友轻松聊天,但也有数量可观的人利用互联网来批评和表达不满。

1957年,毛泽东曾提出“百花齐放”的著名方针。表面上,这是在邀请知识分子针对中国领导层所走的路线发表不同甚至批评意见。这场运动持续了6周。运动结束后,对毛主席的话信以为真的很多人被送去接受劳改改造。

中国领导层现在面临的问题是,需要担忧的不再是百花,而是5亿个园艺标本一起绽放,其中带刺的不在少数。这大致是当今中国网民的数量。尽管多数网民满足于下载音乐和与朋友轻松聊天,但数量相当可观的少数人利用互联网来批评政府和表达不满。

从某种程度而言,这对共产党是有用的。中国人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的官方途经,例如选举。因此,拥有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是一种很好的把握“非选民”情绪的办法。这也是一种铲除地方官员令人震惊的腐败或其它不法行为的办法,这些官员远离中央政府的监控,可能在滥用权力。鼓励公民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可能是一种相对无害的方式,让人们发泄情绪、提供社会安全阀和言论自由假象。如果他们竟敢走得太远,你总可以把他们关起来。

共产党宣传部门在放松和收紧控制方面已经达到了一种艺术形式的境界。但它远非无所不能。在政府审查机构和试探可允许范围界限的公众之间,正在上演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

要展示形势可能多快失控,不妨以本月大连的事件为例。根据官方统计,约1.2万大连人举行了游行示威,抗议一家生产有毒的对二甲苯的化工厂。他们的抗议足以促使大连市委书记马上承诺将工厂搬走,这显然是人民力量的胜利。这场抗议是通过新浪微博等中国微博网站号召起来的。它似乎还受到中国南方城市厦门一次抗议的影响,2008年,厦门的抗议迫使政府取消了建设一家类似工厂的计划。

信息乃至异见的这种传播并不限于互联网。主流媒体也比过去活跃得多。这主要是因为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已变得更加商业化。它们的数量大幅增加了。1979年,中国只有69家报纸。如今,中国有2000家报纸,还有9000多份杂志。用美国学者、《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China: Fragile Superpower)一书作者谢淑丽(Susan Shirk)的话来说,中国媒体只是共产党“喉舌”的时代已过去多年。这让他们不那么愿意传播党的宣传,尤其是如果这种宣传令人厌倦。如今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早在2004年就表示:“假意应付高高在上的党权命令,而真心讨好在下买单的信息消费者,已经成为目前媒体的黄金信条。”

中国最知名的金融记者胡舒立把《财经》(Caijing)杂志变成了一份必读刊物,引领了一系列针对官员腐败、金融欺诈和社会不公平的调查。新闻调查现在成了很多报纸和杂志的主要内容。

禁忌也变少了。上月温州附近发生动车追尾事故、造成严重死伤后,报纸,甚至那些理论上受共产党控制的报纸,获得了尽情宣泄的机会。官方的中央电视台(CCTV)播出了一档质疑事故原因的节目,暗示政府将经济增长置于人民的福祉之上。该节目的制片人王青雷随后被停职。但压制报道的企图大多产生了反效果。7月30日,《新京报》(Beijing News)在头版用整版刊登了一篇不同寻常的天气报道,哀悼“七日雨未绝”,暗指此次动车事故的“头七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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