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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年:巨人死于感冒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连清川:辛亥前的数年,中国朝野上下的改良派与革命派展开了一场赛跑,各自都有必胜的理由,各自又牵系于偶然性的骰子。最后,骰子滚向了革命派。

1911年10月10日,大清帝国湖北新军工程营士兵程定国的一粒子弹,击中了第八营排长陶启胜的腰,同时,它打穿了帝国的心脏。是为辛亥革命。

然而1911年,作家祝勇在《辛亥年》中说道:四海升平,天下无事。相对于之前的许多叛乱、起义与革命而言,武昌起义实在是一场烈度不高的战役。按照杨天石先生《帝制的终结:简明辛亥革命史》中的记述,到12月1日,武昌汉口即已经陷落。实际上,武昌起义是以败于帝国而告终的。祝勇说:“仿佛一个巨人,竟然死于一次微小的感冒。”

他们,革命党人,为什么赢了?

100年来,关于这场意外胜利了的革命,有难以计数的文献、资料、研究和书籍在讨论,但其中多数的结论几乎一致,即:这是一种必然。清政府的腐朽已经病入膏肓,而革命之花遍地开放,即便没有程定国这致命一枪,也必然有其它起义,其它革命,将帝国送入地狱。

可这是一个方便的结论。至少,当时有太多人,并不以为这是一个必然,这其中包括了孙中山自己,包括袁世凯、杨度、端方、梁启超……

帝国的终结是之后形势的总结,而不是必然。

1911年乃至之前的朝野上下,有两股势力在赛跑。一股势力是君主立宪,另一股势力是武装推翻。或者说一股势力是改良,一股势力是革命。改良可以意味保守,但并不意味落后,而革命可以意味先进,但并不意味进步。两股势力都各自有一群殚精竭虑、眼界开阔、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呼号奔走。这两股潮流并没有谁一定压倒谁,谁一定战胜谁的信念。他们之间,甚至并非水火不容的敌人,甚至有的成为了朋友:终身的。

1905年,流亡中的孙中山抵达日本,与流亡中的君主立宪领袖之一杨度见面。如果当时有维基解密的话,那么公众就会瞠目结舌地看到:“一个革命领袖,一个立宪首领,见面后居然仿佛同志一般,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关键的还在于,两人抵足而眠,论战了3天3夜,谁也没有说服谁。

杨度何人?1906年清朝预备立宪时候出洋考察的端方等5大臣回国后所递交的立宪考察报告的实际写作者之一。另外一名实际写作者是梁启超。

另外一对不可能的朋友是袁世凯和汪精卫。必须指出的是,袁世凯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了谋国篡位的狼子野心。甚至应该说,袁世凯的确是一个具有庞大政治野心和阴谋力的政客,然而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却是一个朝廷的股肱之臣,万民仰望的中流砥柱。他不是和清政府沆瀣一气的奸臣贼子,他是倡导君主立宪,并且愿意在这样的政体中贡献“青春和热血”的人。1911年11月,暗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擒的汪精卫出狱,被袁世凯接进家中,与其子袁克定结拜为兄弟。除了个别革命党人颇有腹诽之外,从精英到百姓,几乎无不欢呼雀跃。

美国汉学家周锡瑞先生在他1971年的著作《改良与革命》中说,在两湖地区,改良派与革命派纠结在一起,彼此影响。“以种种方式交叉混合和彼此冲击。”

因而,在那样的情形之下,从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孙中山崛起于草莽之中,立誓“驱除鞑虏”之时,改良派与革命派事实上在各自的道路上奋勇向前。这就像是一场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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