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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让辛亥百年成为中日和解契机

日本亚太政经调研中心理事长蔡成平:日本当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反清基地”的角色,孙文的“大亚洲主义”也引起广泛共鸣,但目前两国“解套”仍困难重重。

一百年前的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被打倒,中国几千年的王朝体制走向终结,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由此诞生。孙中山的毕生理想即为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但最终留下“革命尚未成功”的遗言含恨离去。

百年沧桑,孙中山一手创建的国民党战败,丢掉了大陆政权,在台湾继续维持40多年的白色统治后,最终引导台湾实现了民主化改革,遭遇政权更替后又重新执政,对言论自由的保障甚至让在野党喊出“生在大陆的孙文和台湾没有丝毫关系!”

而在中国大陆,以孙中山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自居的领导者们,在引导中国经济崛起的同时,离孙中山提倡的民主体制下的“民权”以及权力分立还相去甚远,更离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很远。

然而,回眸辛亥百年,我们不能忘记另外一个重要的角色——日本。日本对康梁戊戌维新的影响自不必说,“留日派”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显然也因种种原因而被低估了。可以说,在那段时期,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反清基地”、“中国革命圣地”的角色,拿面积仅18平方公里的东京新宿而言,梁启超(五轩町)、孙中山(鹤卷町)、宋教仁(五轩町)、黄兴(五轩町)、蒋介石(若松町)等皆曾以此为居处、据点,新宿区7丁目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蒋介石当年的住处。

孙中山在大陆被敬称为“革命之父”,在台湾被尊称为“国父”,在日本则被惯称为“孙文”。日本对孙中山及辛亥百年的纪念热情一点都不亚于中国大陆和台湾,《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NHK电视台等各大媒体都策划了大型纪念专题。日本前首相菅直人在施政演说中称,“孙文曾有很多大力支持他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

的确,根据目前的历史研究成果,可粗略计算出,孙中山结交的日本友人至少有300多人。在新宿百人町,当年曾有200多名四海宾客为孙中山和宋庆龄举行盛大的婚礼。这场“世纪婚姻”的介绍人梅屋庄吉,在历史上的知名度虽不及孙中山结交的宫崎滔天、犬养毅、平山周等人,但堪称是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大的个人财源。梅屋庄吉自1895年向孙中山承诺“君若举兵,我必以资财相助”后,先后向孙中山提供了按现在币值计算约一万亿日元的资助。孙中山曾在庄吉和服短外褂的背面挥毫写下“贤母”二字,赞颂梅屋庄吉夫妇像慈母一样不求任何回报地支援辛亥革命。日本不仅留下了孙中山的足迹,甚至还留下了他和横滨商人大月素堂长女薰的血脉——宫川东一。

当然,在孙中山的“日本友人”中,有很多是“无私无欲”的理想主义者,也不乏意在“中国利权”的野心家,这些“日本友人”在辛亥革命中投下了或明或暗、或黑或白、色调各异的身影。准确地讲,理想主义者和野心家之间的界线往往是模糊的,很多理想主义者后来转变成了野心家。如年轻的石原莞尔在听到辛亥革命成功时,带着手下的士兵冲到山上朝天鸣枪,流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他认为中日命运一体,若有色人种只有日本崛起,日本也难免被西方白人吞灭,中国若能一起崛起,则日本也有依靠。

但当时的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外交压力,对孙中山一直持冷淡态度,辛亥革命20年后,石原莞尔成为“关东军大脑”,亲自策划主导了“满洲事变”,日本最终没能奉行孙中山提倡的“王道”,而走向孙中山多次警告的“霸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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