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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反思“革命”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刘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能以如此热情投入对百年前一场剧变的回述,无疑也承载了一些现实的期望、对变革的希求。

辛亥百年,两岸同庆,报道连篇累牍,解读百家争鸣。

两岸相较,似乎大陆这边回顾与纪念的热度更高一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尤其是在历来注重“以史为鉴”的中国。今天我们能以如此热情投入对百年前一场剧变的回述,无疑也承载了一些现实的期望、对变革的希求。

简言之,辛亥革命的一些理想,如“主权在民”、“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等,不仅在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里为残酷现实击碎,而且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未实现。辛亥纪念热潮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如何现代化”这一长久难题。

回溯一百年前,“中国必须变”,已是全社会从上到下的共识,就连颟顸的满清政府,也明白其政权已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变法不足以自救,故在砍掉谭嗣同的头颅之后,也不得不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勉强实施维新派所主张的一些新政。但当时中国也确乎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改革,一条革命,最终后者成为历史的选择。为何选择后者,这是目前辛亥革命史解读中的最大争议。

在此问题上,众议纷纷。笔者认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评述,可称公允。钱穆写道:“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维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钱穆此语,当从两个角度解读,首先,他否认革命是最佳的选项,这不同于大陆正统历史教育中所称的,革命党当时代表唯一先进的道路。但钱穆又承认,形格势禁之下,革命成为当时势所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改革之路不通的情况下,革命这个“次优”选项成为唯一选择。如果放在当前的语境中解读,这其实是在“暴力革命史观”与“告别革命论”之间所取的一种折衷路线。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也较为合理。

当然,呼吁“告别革命”的人,有一定道理,诚如法国史学家、《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所言,“一场革命就像一部小说,最难设计的是结局。”(In a revolution, as in a novel,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to invent is the end.)革命一旦爆发,结局便非其发起者、主导者所能控制,乃至往往产生反噬自身的力量,最典型的例子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一边是创建人间天国的美好理想,一边是万千人头落地。

而且,除这种普遍性的“革命恐怖”之外,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无论是秦末的陈吴、刘项,元末的朱元璋还是明末的李自成,乃至近现代的革命,还都反复呈现一种中国特有的恶性循环,即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述的:“这些英雄好汉大多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此乃中国历史的难解宿命,辛亥革命也未能破除。

但“告别革命论”的误区在于,观念只是社会现实之上的浮云,人们并不是因为有革命的思维而去革命。如果大多数人支持并投入革命,那只是说明革命确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样,我们今天也无法通过劝解民众不要产生革命的过激观念,而预防可能发生的革命。革命是否发生,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不是观念。革命趋势如形成,即使有再明理的学者告诫民众不要这么做,也恐怕难以劝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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