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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反思“革命”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刘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能以如此热情投入对百年前一场剧变的回述,无疑也承载了一些现实的期望、对变革的希求。

辛亥百年,两岸同庆,报道连篇累牍,解读百家争鸣。

两岸相较,似乎大陆这边回顾与纪念的热度更高一些。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尤其是在历来注重“以史为鉴”的中国。今天我们能以如此热情投入对百年前一场剧变的回述,无疑也承载了一些现实的期望、对变革的希求。

简言之,辛亥革命的一些理想,如“主权在民”、“民主共和”、“天下为公”等,不仅在革命之后的数十年里为残酷现实击碎,而且直到今天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仍未实现。辛亥纪念热潮所反映的,正是“中国如何现代化”这一长久难题。

回溯一百年前,“中国必须变”,已是全社会从上到下的共识,就连颟顸的满清政府,也明白其政权已到危急存亡之秋,不变法不足以自救,故在砍掉谭嗣同的头颅之后,也不得不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勉强实施维新派所主张的一些新政。但当时中国也确乎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改革,一条革命,最终后者成为历史的选择。为何选择后者,这是目前辛亥革命史解读中的最大争议。

在此问题上,众议纷纷。笔者认为,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的评述,可称公允。钱穆写道:“辛亥革命之爆发,这是告诉我们,当时的中国,由政治领导改进社会之希望已断绝(此乃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光绪帝、康有为诸人所想望者),不得不转由社会领导来改进政治。前者牺牲较少,进趋较易(此即日本明治维新所取之路径),后者则牺牲大而进趋难。然而为两百多年满洲狭义的部族政权所横梗,当时的中国,乃不得不出此途。”

钱穆此语,当从两个角度解读,首先,他否认革命是最佳的选项,这不同于大陆正统历史教育中所称的,革命党当时代表唯一先进的道路。但钱穆又承认,形格势禁之下,革命成为当时势所必然的结果。也就是说,在改革之路不通的情况下,革命这个“次优”选项成为唯一选择。如果放在当前的语境中解读,这其实是在“暴力革命史观”与“告别革命论”之间所取的一种折衷路线。笔者认为,这一解释也较为合理。

当然,呼吁“告别革命”的人,有一定道理,诚如法国史学家、《旧制度与大革命》作者托克维尔所言,“一场革命就像一部小说,最难设计的是结局。”(In a revolution, as in a novel,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to invent is the end.)革命一旦爆发,结局便非其发起者、主导者所能控制,乃至往往产生反噬自身的力量,最典型的例子是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一边是创建人间天国的美好理想,一边是万千人头落地。

而且,除这种普遍性的“革命恐怖”之外,中国历史上的革命,无论是秦末的陈吴、刘项,元末的朱元璋还是明末的李自成,乃至近现代的革命,还都反复呈现一种中国特有的恶性循环,即历史学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所述的:“这些英雄好汉大多起自民间,出身于被压迫阶级。可是他一旦翻了身,其狠毒、其腐化、其堕落、其制造被压迫阶级而奴役之的劣行,往往百十倍于原先的压迫阶级。”此乃中国历史的难解宿命,辛亥革命也未能破除。

但“告别革命论”的误区在于,观念只是社会现实之上的浮云,人们并不是因为有革命的思维而去革命。如果大多数人支持并投入革命,那只是说明革命确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同样,我们今天也无法通过劝解民众不要产生革命的过激观念,而预防可能发生的革命。革命是否发生,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而不是观念。革命趋势如形成,即使有再明理的学者告诫民众不要这么做,也恐怕难以劝解。

大陆还有一派坚持认为,所有社会进步势必要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不过在当下,除了那些顽固的苏式共产主义理论家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认同这一点。其实,从常理来看,无论对于执政者还是民众来说,改革与和平演进都是一条更好的出路——革新与进步可以巩固执政者的民意基础,民众也不必因不满现状而冒跌入另一个地狱的风险。但也许是人性的弱点使然,我们通常不一定选择对所有人最优的选项。

恩格斯有名言曰:“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但这句话带有很深的19世纪的烙印,未必符合今天的观念。在今天,我们毋宁将暴力革命视为一个社会患上癌症的表征——当改革之路因各种阻滞而断绝,而民众又都普遍相信“再也不能这样过”的时候,革命或许成为历史必然。当然,革命是一件“玩火”的事情,中外历史一再表明,革命中的狂热民众往往被一些阴谋家玩弄于股掌之上,但不能因为这样的结果,便否定当初民众革命的动机与权利。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便处在这样的境地中,所有人都相信,既存的政治体制与权力分配格局必须打碎,即使人们对于未来想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仍无完全清晰的认识。辛亥之前的中国坐在火药桶上,从大局看,似乎有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但从细部看,革命的预兆又无所不在。于是武昌起义一场地方性变乱,立成“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就如19世纪中叶日本“倒幕战争”一般,时势使然,只缺一导火索,清政府与日本德川幕府的垮台,从今天回头看,就像熟烂的果子会掉落一样,是毫无悬念的。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常用的说法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然,革命爆发之前,中国存在着许多选项,那些主张在既有体制下温和改良的人,也未免会有一些惆怅——清政府已经开始改革,乃至废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创设新军,筹备宪法,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不继续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对此问题,当时的满汉民族矛盾是一个原因,但另一方面,也须知,改革的主动权握在执政者手中,但改革的评判权应该握在民众手中。如果民众认为改革不够有力,迁延、推脱、弄虚作假、换汤不换药,甚至变本加厉、加大压迫,则民众有以革命求变化的权利。执政者的改革速度如能超过民众的觉悟速度,则改革有救,否则,掌权者与民众往往要一起经历革命的炼狱。辛亥前夕,中国的普遍矛盾便是政府改革力度与民众期望不符,更何况,还有强大的守旧派阻挠改革。

当然,古往今来,革命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代价与成本也非常高,尤其是在亚洲。在亚洲现代史上,并不是所有推翻专制者的革命都以民主社会的建立为终局,革命往往带来混乱,甚至新独裁者上台。但也须看到,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民众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随着信息的日益自由与开放,人类社会中革命的质量也越来越高,负作用逐渐减小,革命的前景越来越光明。像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那种引发浩劫的革命越来越少,“不流血”或“少流血”的革命逐渐成为主流,远者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各国革命,近者如今年的埃及革命——虽说其发展方向仍不明朗。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改革与革命这两条道路正在逐渐合流,社会和解与和平转型会成为主流。

近代以来欧洲各国、日本之所以能成功完成现代化,选择适合各自的体制是原因之一,但另一个因素是,它们能在一个较为安全的外部环境中完善改革,而中国近百年来的难题是要将民族自强与社会民主这个两个挑战“毕其功于一役”,故而举步维艰,乃至进退失据,常在历史陷阱中打转。而今中国大陆经历30多年经济繁荣,国势强盛,理应重拾辛亥精神,在制度变革上再下功夫,真正实现“主权在民”。

著名学者许倬云在就辛亥百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寄语中国的俊彦,尤其主政的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紧,寸步难行;放宽些,海阔天空。凡事总以远处大处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歧,也是多选择,也许从此忽然开朗,出现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断寻找,随时修改,以求适应,总比墨守为宜。”回首百年风云变迁,并观许倬云此语,主政者可不深思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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