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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辛亥百年反思“革命”

FT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刘波: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天我们能以如此热情投入对百年前一场剧变的回述,无疑也承载了一些现实的期望、对变革的希求。

大陆还有一派坚持认为,所有社会进步势必要通过暴力革命实现,不过在当下,除了那些顽固的苏式共产主义理论家之外,恐怕没有多少人认同这一点。其实,从常理来看,无论对于执政者还是民众来说,改革与和平演进都是一条更好的出路——革新与进步可以巩固执政者的民意基础,民众也不必因不满现状而冒跌入另一个地狱的风险。但也许是人性的弱点使然,我们通常不一定选择对所有人最优的选项。

恩格斯有名言曰:“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但这句话带有很深的19世纪的烙印,未必符合今天的观念。在今天,我们毋宁将暴力革命视为一个社会患上癌症的表征——当改革之路因各种阻滞而断绝,而民众又都普遍相信“再也不能这样过”的时候,革命或许成为历史必然。当然,革命是一件“玩火”的事情,中外历史一再表明,革命中的狂热民众往往被一些阴谋家玩弄于股掌之上,但不能因为这样的结果,便否定当初民众革命的动机与权利。

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便处在这样的境地中,所有人都相信,既存的政治体制与权力分配格局必须打碎,即使人们对于未来想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仍无完全清晰的认识。辛亥之前的中国坐在火药桶上,从大局看,似乎有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但从细部看,革命的预兆又无所不在。于是武昌起义一场地方性变乱,立成“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之势,就如19世纪中叶日本“倒幕战争”一般,时势使然,只缺一导火索,清政府与日本德川幕府的垮台,从今天回头看,就像熟烂的果子会掉落一样,是毫无悬念的。套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常用的说法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当然,革命爆发之前,中国存在着许多选项,那些主张在既有体制下温和改良的人,也未免会有一些惆怅——清政府已经开始改革,乃至废除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创设新军,筹备宪法,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不继续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对此问题,当时的满汉民族矛盾是一个原因,但另一方面,也须知,改革的主动权握在执政者手中,但改革的评判权应该握在民众手中。如果民众认为改革不够有力,迁延、推脱、弄虚作假、换汤不换药,甚至变本加厉、加大压迫,则民众有以革命求变化的权利。执政者的改革速度如能超过民众的觉悟速度,则改革有救,否则,掌权者与民众往往要一起经历革命的炼狱。辛亥前夕,中国的普遍矛盾便是政府改革力度与民众期望不符,更何况,还有强大的守旧派阻挠改革。

当然,古往今来,革命的不确定性非常大,代价与成本也非常高,尤其是在亚洲。在亚洲现代史上,并不是所有推翻专制者的革命都以民主社会的建立为终局,革命往往带来混乱,甚至新独裁者上台。但也须看到,随着科技的进步,随着民众普遍受教育水平的提升,随着信息的日益自由与开放,人类社会中革命的质量也越来越高,负作用逐渐减小,革命的前景越来越光明。像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那种引发浩劫的革命越来越少,“不流血”或“少流血”的革命逐渐成为主流,远者如20世纪90年代初的东欧各国革命,近者如今年的埃及革命——虽说其发展方向仍不明朗。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改革与革命这两条道路正在逐渐合流,社会和解与和平转型会成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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