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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来信

辛亥革命的决定因素——民心

读者sea_song:辛亥革命成功是历史的必然——民心已成,仅此而已。但辛亥革命的问题也恰恰在此。民心求变,但不知该如何变。局面就沦为了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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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辛亥年:巨人死于感冒》一文后,我觉得,作为一个武汉人,对彭刘杨路、红楼、首义广场、起义门这些地名都再熟悉不过了,今天辛亥百年,应该写点东西纪念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看了些反思辛亥革命的文章和书,感觉到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有趣的趋势,就是反思辛亥革命的种种不足之余,幻想如果行康梁倡导的改良之路,走君主立宪之道,中国会怎样。

诚然,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太多的偶然性,没有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等革命党的指挥,也没有多少东南亚或者英美华人华侨的资金支持,起义前还出了试制炸弹发生意外的纰漏,结果仅仅靠着连长排长一级的人物振臂一呼,便武昌易帜,以至于要从床底下拖出黎黄陂来收拾局面。

可是革命成功,却已经是历史的必然。首先,参与起义的湖北新军要远远强于作为之前多次起义主力的“天地会”等会党。即便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相比,在经张之洞多年苦心经营的新军中,官兵在对现代文化和思潮的理解和认识上也是旗鼓相当的,而军事素养上更是好过广州那些拥有理想却少经训练的年轻人。不过这并不足以解释为何武昌首义之后革命之势能席卷大半个中国。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当时的情境下,所有人都知道,大清朝已经完了。

清朝建立之初,便先天不足: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人口比例很小的满族八旗掌控整个中华大地。而“留头不留发”、大兴文字狱等等极端做法,虽然帮助稳定了政权,却也在满汉之间划下了深深的鸿沟。这道伤痕,仅仅靠着乾隆写些汉诗就想抹平,显然是不现实的。国家稳定经济顺畅的时候,这一点还不明显,可是一旦国家陷于危难,伤疤便会迸裂开来。而从1840鸦片战争,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整个大清已经千疮百孔。这个时候,普通百姓对政府的不满几乎是必然地转变为群众主体的汉人对权力主体的满人的仇视。因此孙中山先生最早的口号是“驱除鞑虏”,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慈禧在世的时候,凭借她的权术,还能勉强压制一下汉人大员,她之后的那些满清贵胄,除了弄出个“皇族内阁”贻笑大方,便只能乖乖等死了。可以说,满汉民族分歧,就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只可能走革命的路,而不可能搞什么君主立宪,留个满清辫子皇帝供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就急着去祭拜明孝陵,其实也是这种民族情绪在作祟。

不过我觉得民族矛盾仍然不是当时走激烈革命道路而不是温和改良的根本原因。当时的中国,基层经济文化仍然是延续了千年的农业式的,但是列强的屡屡欺凌已经逼迫着中国必须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了。说这是国家发展的需要也好,是民族自强的决心也好,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上下,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该变一变了。这时候,指望什么改良来循序渐进,外则东西方诸强国留下的空间不足,内则饱经磨难的人民耐心不够,也就只能镜花水月了。更何况,对于改朝换代这种事,中国人已经再熟悉不过了,革命,也不过是另一种改朝换代,实在没理由让一个外族的皇朝逃过这个规律。

因此,汤化龙这么个宪政改良体制内的湖北省谘议局议长,可以毫不犹豫地接过管理首义后的武昌民政的责任,而湖南议长、江苏巡抚之类的人物也能毫不犹豫地挑起大旗支持革命。民心已成,仅此而已。

但是,辛亥革命的问题也恰恰在此。民心求变,但不知该如何变。局面就沦为了乱世。先是权臣篡位,后则军阀混战,无非是隋末唐初群雄并起、五代枭雄逐鹿的重演。至于后来蒋介石的形式上统一中国,到国共相争直至49年雄鸡一唱,其实仍然是民心在求变求强上的摸索罢了——以血的代价。

读者:sea_s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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