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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辛亥回眸:革命远非一劳永逸

民间历史学者维舟:革命常常让人忽略发生在它之前的“小修小补”。“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的思维惯性延续至今,然而“从根救起”最终也可能变成“连根拔起”。

眼下的各种辛亥百年纪念活动中,常被人忽视的一点是:所有的焦点都指向革命的胜利,而不是朝代的灭亡。虽然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侧面,但显然人们认为只有前者才是有价值的遗产,并被赋予历史意义,前者则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历史观的产物,它敦促人们将“革命”当作是一个分水岭事件,中国从此将之前那个黑暗的时代留在闸门后面,而开始向“新中国”进发。

历史的特点之一是我们通常已经知道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但在当时那一刻,人们并不知道哪些才会具有“历史意义”。在清末民初那样一个激流与多变的年代尤其如此。如果回到那个历史环境中去看,人们甚至完全有理由怀疑,辛亥革命本身到底推动了多少实质性的变革。

亲历那一时期的鲁迅就经常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这种质疑。在他看来,并不是武昌的一声炮响之后,中国就从黑暗的清朝过渡到了一个光明的时代,相反,革命只是将旧的事物、现象换上新的名称和包装。传统社会的积弊、蒙昧和黑暗并没有因为革命而有什么变化。虽然现在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大多强调其开创性的、与过去决裂的、革命性的意义,但在那些强调传统延续性结果的学者看来,辛亥革命并没有太大意义:它只是晚清以来长时段改革浪潮中最后的一朵浪花。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整体性危机,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王朝中枢力量很难依靠老办法来予以修复,相反危机程度越来越剧烈,直到全国人都意识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迫在眉睫。从1850年代起的一百年内,中国的整体使命就是“国家再造”,而要再造国家,则必须依靠新的组织形式并确立新道德。虽然现在人常用“腐朽没落”或“愚昧顽固”来形容晚清政府,但平心而论,正是他们推动的改革,而不是辛亥革命本身,启动了现代中国的进程。

受历史教科书的影响,今天的人们常常指责晚清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革、乃至辛亥革命本身“不够彻底”。但这其实是人之常情:除非人们觉得“小修小补”已经完全无济于事,否则没有人会一开始就进行彻底变革。难道你会因为偶尔遇到一次交通堵塞,就从此决定开直升飞机上班吗?彻底的变革,最初都往往导源于积少成多的不断改良,中国的革命,只是因为人们试了太多路都无法走通之后才选择的激进道路。

曾当过医生的契诃夫有一句名言:“当人们建议对一种疾病采取多种治疗方法时,这就是相当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疗法都不会有任何疗效,并表明这种疾病是不治之症。”这大抵正是近代中国的写照。人们不知道怎样变革才能奏效,这种时候任何一种蓝图都可能被拿来尝试。辛亥革命能成功,并不是因为革命军本身推翻了清朝,而是因为各地方力量都已经丧失了对清廷的信心,而愿意让革命者尝试。而众所周知,一定程度上正是清廷自己给自己掘下了坟墓:推动辛亥革命的改良主义力量和革命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是1900-1911年间新政所培植起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就像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草,但你不能说:压断骆驼脊梁只需一根草,而这却是辛亥革命给后人常有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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