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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与“新中国”

FT中文网特约撰稿人马国川:辛亥革命之后,“新中国”成为抛弃一家一姓之王朝、追求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士的共同奋斗目标,但至今,“新中国”的蓝图仍未完全施工。

1902年6月,29岁的梁启超在《杭州白话报》上发表文章首次提出:“千句话并一句话,因为是旧中国不好,要想造成那一种新中国。”同一年,梁启超还在政治幻想小说《新中国未来记》里描述了以立宪民主为基础的现代中国的理想蓝图。从此,“新中国”成为抛弃一家一姓之王朝、追求中国社会进步的人士的共同奋斗目标。

仅仅九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王朝黯然谢幕。“新中国”——“中华民国”真的成立了。是的,这是一个全新的中国:与延续近两千年的帝制所维护的专制独裁不同,中华民国的立国价值取向是立宪民主。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在南京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后来曾回忆说,“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可是,很快希望变成了失望,因为宪政未立,民主不彰,“城头变幻大王旗”,政治舞台上“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但是复辟帝制已成妄想,不管是北洋军阀,还是革命党,没有任何一方抛弃“中华民国”的旗号。

事实上,1949年在新政协期间,即将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仍然提议将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虽然由于司徒美堂等民主人士的激烈反对,中共提议的“简称中华民国”被删除了,但是不容否认,在中共开国领导人看来,1912年建立的中华民国是最早的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新中国之再生,而不是新中国之初生(参见王占阳《新中国:百年来的理想与实践》)。

从中华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11到2011年,好几代中国人努力奋斗,生死以之的新中国,一个民主、宪政、富裕、文明的新中国实现了吗?至少,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所描述的“新中国”的理想蓝图,至今没有完成施工。

百年路漫漫,从辛亥一路走来的新中国所经历的苦难和挫折,难道不值得认真总结吗?正像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为拂拭这些“涂饰”,发掘历史的实相,追问它对于当下的意义,我采访了十二位海内外学者,希冀通过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辛亥革命,总结一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寻未来的方向。这十二位学者是:周有光、李泽厚、余英时、许倬云、林毓生、杨天石、章开沅、朱维铮、萧功秦、袁伟时、雷颐和高全喜。

也许在一百名庸俗的御用学者笔下,只能有一套辛亥革命的叙事,但在十二位真正杰出的学者眼中,却可以存在十二场完全不同的辛亥革命,而且场场能带给读者思考与启迪。虽然这些学者的认识不尽相同,观点各异,但都出于真诚。我相信,多视角的观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认识历史,理性地思考中国的未来。

我写作本书的基本兴趣与动念,不止在于探求辛亥百年的历史真相,更是想以此为处在社会大转型新转折点上的今日中国寻求历史方向性的道路。我试图通过与受访者的互动,探寻一些问题的答案:如何评价“晚清新政”,仅是装饰门面还是真正的改革?为什么会发生辛亥革命,是否历史的必然?中国有没有可能不经过革命而实现宪政?如何认识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辛亥革命如何决定了之后的中国历史走向?辛亥革命给予我们今天的历史道路选择何种启示?……

很多时候,这些问题是一些普遍性、根本性的问题,有时可以说是哲学问题,因而,没有,也无法有单一、固定的答案。十二位受访者的解读与评价非常不同,有时甚至针锋相对。这不仅反映了受访者认知的差别,也涉及到价值观的歧异。但我相信,这场激烈的观点交锋不仅可让我们对辛亥革命有更全面的认识,而且可以让我们对当下的中国现实有更深刻的体察。

如果说在清末的时候,存在着一场改革与革命的赛跑,那么在今天,社会形势已经大大不同。当时,当今中国国内的局面依然非常复杂,存在着层出不穷的问题,而且新问题与老问题纠结在一起。随着贫富差距、腐败蔓延、司法不公等问题的加剧,社会不满情绪有激化的趋势,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有个别一直主张改革的人士,近年来也开始转向支持有限暴力,这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怎么纾解这些问题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尽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来应对。我绝不赞同把今天的情况与清末进行简单粗暴的类比,但毋庸讳言,今天中国许多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可能已经超过了清末的情况。晚清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各种革命势力都对政权提出了挑战。实际上,今天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改革是最好的出路,不要延误大好时机。

那些呼吁人们反省暴力革命危害的人值得尊重。201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三位坚持非暴力抗争的女性。在这个时代,我们益发感觉到甘地式人物的伟大,面对各种艰难险阻,他们仍坚持以和平的方式推动社会的变革。但也应强调,宽恕与和解的前提应该是真相的展现,以及正义的获得。

辛亥革命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但一百年后,革命的时代仍未结束。就在今年,我们又亲眼目睹了一些国家的革命。梁启超百年之前曾说:“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也。”今天亦如是。老百姓从来不是革命和动乱的根源。不民主的制度往往是动乱的根源,而不是相反。以民主方式来解决政治权力的更替,才可以避免中外历史上不断重演的流血代价。

我们为什么还要记得并纪念这场已经过去了好几代人、非常遥远的事情,就是因为历史的瓶颈依然卡在我们心头,辛亥革命的幽灵还在缠绕着我们。辛亥革命所开启的那个历史阶段尚未过去,这场革命所产生的动力仍在决定中国未来可能发生的历史,而那些历史又将决定后人对这场革命的评价。

辛亥革命是一个“新中国”落地的第一声啼哭,但百年之后,这个“新中国”还未长大成人。今天的中国问题与清末已截然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所有问题已得到解决。这个百年前开启的大转型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我希望在辛亥革命200周年的时候,人们的心态不会像今天这样激动、彷徨或迷惘,而是采取一种更平和的、甚至漠然置之的态度。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不但不应哀伤,还应该庆幸,因为那才能说明,历史的欠债已还,历史的一页真正翻了过去。

(注:《没有皇帝的中国——辛亥百年访谈录》,马国川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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