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抗议者”作为其年度人物时，《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指的是印度的反腐斗士以及北美和欧洲的“占领”运动，但最重要的还是涌入突尼斯城、开罗、大马士革、萨那和班加西各大广场的年轻男女，也就是为“阿拉伯街”(Arab street)一词赋予全新意义的抗议者。“阿拉伯街”长期象征着尚处于酝酿初期、目标仍不明确的愠怒，而如今则代表着对民主的向往，对长期以来只有西方世界才有的政治体制的向往。
在2012年及以后，阿拉伯国家对民主的追求将会如何发展？是随代议制政府、言论自由和独立司法的建立而进一步深化？还是被新形式的威权主义扑灭，或退回到过去部族对立的局面？
民主能否继续巩固，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抗议者希望树立的模式。阿拉伯的民主人士应该研究东方一些较新民主政体的经验，而不是向西方学习。以印度为例，每次大选（迄今已举行了15次大选）都堪称人类历史上最宏伟的民主选举权展示。在印度，军方被严禁参与政治；而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各种信仰的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
比印度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孟加拉国。尽管孟加拉国一度被视为无可救药，但该国目前年均经济增长率接近5%，不仅实现了粮食自给，还拥有庞大的制造业，逾100万妇女在其中就业。军队不再插手政治，这里的伊斯兰教比文本主义者更加普世，其公民社会亦充满活力。
孟加拉国的转变是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最近一本佳作的主题。这本书因是在“阿拉伯之春”爆发之前出版，目前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一个拥有厚重伊斯兰传统的文化能够尊重妇女权利吗？一个由军队主导的政体可以摆脱军方左右吗？一个极为贫穷的国家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供像样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吗？这些都是与阿拉伯抗议者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他们有望在一个迄今还未出现在他们视野里的东方国家找到答案。
本文作者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历史和国际关系学教授(Philippe Roman Chair in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