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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中国需要“隔代宽恕”

中国内地撰稿人罗天昊:强权人物在位时,预留双方的空间,等待新起者上台后,实现妥协与和解,可称为“隔代宽恕”。这种模式对于亚洲国家平稳转型意义重大。

“国破家亡挺身立党,有始却无终,已辩忠奸留史册;

涛惊浪骇分道扬镳,将功难补过,非凭成败论英雄。”

人间四月天,江南看杜鹃。4月初,应江西方面邀请,笔者至江西西线旅游,上引即为张国焘位于萍乡上栗故居上的对联,为湖南学士刘剑文所撰。作为中国革命时代争议最大的“叛徒”,张国焘的生平,半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讳莫如深,直到前年,张国焘故乡才做出修缮其故居的决定,当时也引起了巨大争议,而此时,已经是中国的胡温时期,花落花开,几度春秋。

人生易老天难老。不仅张国焘当时的主要竞争对手毛泽东已辞世多年,甚至后来者华国锋、邓小平均已告别了人生。就连“后革命时代”诞生的领袖江泽民,亦已经退居幕后。

度尽劫波,恩怨泯灭。当时掀起惊涛骇浪的纷争竞逐,随着当事双方的故去,后人逐步以宽容的眼光看待,恩怨与是非,都被新时代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空间所稀释。而经过了几代人的轮换,后人应该可以用更超脱的态度与立场,来评判历史,从而给予前人应有的立足之地。正如当世人对待张国焘一样,是非功过,早有定论,存在却无法抹去。

超越纷争,才能开启新局,创造当代的传奇与历史。

无独有偶,在笔者在江西萍乡时,正值4月1日,当天,缅甸著名的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季当选缅甸联邦议员,而其领导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亦在议会补选中赢得45个议席中的43席。

昂山素季的沉浮,与缅甸军政府的兴衰息息相关。

1962年以来,缅甸都是由军人执政。1988年7月,因经济形势恶化,缅甸全国爆发了反抗军政府的风潮,持续数月,在此骇浪惊涛中,昂山素季乘势崛起,成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

1989年,军政府以煽动骚乱罪软禁昂山素季。此后21年间,昂山素季被军政府断断续续软禁于寓所中15年。直到2010年11月13日才获释。漫长的囚禁生涯,使昂山素季成长为“缅甸的曼德拉”。

作为缅甸反对派的领袖,昂山素季不是一个人的对手,而是好几代领导人的对手。1988年,执政的尼温将军在全国的示威浪潮中下台,继起的苏貌接管全国大权,继续坚持一党专政,由此,缅甸国内反对声此起彼伏,昂山素季赫然成为苏貌的心腹之患。也正是在苏貌当政时期,昂山素季身陷囹圄。其后,1993年苏貌因病退位,继起的丹瑞大将,仍然坚持军政府路线,由此,昂山素季亦成为丹瑞时代的主要反对势力,1996年和2000年,昂山素季又几度被软禁。

昂山素季结束囚禁生涯的时机,非常耐人寻味。2010年11月7日,缅甸二十年来的第一次大选结束,在计票结果公布前夕,昂山素季被解除软禁。此中有深意。当时的军政府最高领袖丹瑞,其实也洞察到缅甸的未来,也愿意做出改变。但是,又必须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如此,等大局已定,自己退隐,新人上台之后,再放出昂山素季,既彻底放下历史包袱,亦给各派一个公平的机会。

在全球历史上,政治家得势后对竞争对手的清算,往往比较残酷,丹瑞的忧虑从惯例上来说其实亦合乎情理。尽管他曾警告过昂山素季,不要挑战选举的结果,但是,他肯在双方都在世的时候交出权力,亦是个人对国民的巨大交代。而事实上,昂山素季在解除软禁后的首次全民演讲中,亦强调她“不会憎恨任何人”。

新上任的总统吴登盛是缅甸的新式人物,其军政生涯既稳健有为,深得丹瑞等老牌人物的赏识,同时,他亦更务实灵活,这也是丹瑞对其放心交权的原因。既可保护既得利益,又堪托付未来,带领缅甸走向新时代。吴登盛的崛起,不仅是靠对丹瑞等势力的忠诚,其个人才干人品格,也确实有杰出之处。吴登盛在2008年缅甸热带风暴中多次亲临灾区,赢得了巨大声望,同时,他军方阵容中,他属于开明派,吴登盛在总理任上大力推行经济改革实现了国家经济的较快发展。缅甸GDP增长率连年破十。

与丹瑞不同,作为新一代的领袖,吴登盛与昂山素季并无直接对手关系,由此,他们之间更方便对话与和解。吴登盛当选总统之后,曾派遣联邦部长四次与昂山素季对话,并在 2011年的8月亲自单独会晤昂山素季,对于昂山素季未来走向政治舞台中心,吴登盛大开绿灯,推动修改《政党注册法》,取消了对政治人物从政的限制条款,近日昂山素季与民盟的在体制内合法崛起,即由此奠定。不仅如此,吴登盛还发布大赦令,提前释放了200多名“政治犯”。

某种意义上说,吴登盛和昂山素季一起,启动了缅甸现代化的大门。正如当时的非国大主席曼德拉与南非总统德克勒克一样。

这种模式,对于三方政治势力,都是一种解放。

事实上,有些时候,一些强权政治人物,并非看不到历史大势,亦并非不能洞察民心向背,但是,是否顺应民意,放权让位,却存在诸多顾虑。丹瑞在位时,曾大规模处决和劳教异见人士, 甚至一度到了镇压僧侣的地步,但是,近十年以来的缅甸社会进步,没有丹瑞的首肯与推力,亦难以奏效。2003年,丹瑞即主导推进民主进程的“七点民主路线图计划”,2008年,缅甸全民公决通过了《缅甸联邦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多党制和市场经济制度等。2010年缅甸总统大选之后,丹瑞在公开场合,已经几乎不再干预政治和社会事务了。

新旧时代的交替之际,强力人物的选择,往往影响未来历史的走向,向前一步,还是退后一步,就在一念之间。能否给予强力人物适当的生存空间,又不至于让其巨大的身影遮蔽未来时代的阳光,考验一个国家的智慧与气度。

同样,强力人物在预期自己不会被清算的情况下,亦会对于未来发展的多样性,更加宽容与开放,虽然新旧交替时代的到来,往往以老一代领袖的退出为标志,但是,在退出之前,开启未来之门,留下自己的政治遗产而非骂名,其实也是老一代领袖的更理性和选择。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旧的权力体系,同时又具备革新思维,能够为各方势力所接受的新兴实力派,将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团结纽带。他具有旧派势力所赋予的权力“正统”性,由此不担心内外部权力挑战,而由于与异见人士没有直接的冲突,没有历史包袱,亦容易为广泛接受。从目前的效果看,吴登盛尚不负众望。

在这种格局中,由于传统强力人物已退出,反对派领袖失去了直接的抗争对象,而新兴实力派的相对开明,局势变得不一定非要通过剧烈的暴力,由此,反对派领袖亦可以实现个人命运的“软着陆”,昂山素季的获释,可谓是缅甸国势转变的标志。

这种模式,可以暂称之为“隔代宽恕”,强权人物在位时,预留了双方的空间,而等待新起者上台后,再启动大赦程序,获得双方的妥协与和解,一起为新时代的到来而努力,获得个人命运的软着路,以及国家与社会层面的共识。

日照四方,唯亚洲部分地方尚处于威权政治的阴影下,暴力革命的血腥,使很多萌生退意的领袖和利益集团存在诸多顾虑,实际上,不仅是缅甸,这种“隔代宽恕”的模式,对于众多亚洲平稳地完成国家的转型,意义重大。

同在东南亚,马来西亚近年的改革,也是实行这种“隔代宽恕”模式。

当年的安瓦尔,在亚洲金融风暴中,对于马哈蒂尔维护大集团的利益不满,意欲搞激进主义,由此从盟友和接班人变为马哈蒂尔的心腹之患。随即被解除副总理职位,同时被以“鸡奸”罪逮捕。

在2004年马来西亚大选之后,个性温和的巴达维上台,由此,安瓦尔被暂放出狱,此时,巴达维已经获得党内长老们的首肯,安瓦尔失去了政治威胁力量,而在纳吉布成为新一任马来西亚总理之后,2012年1月9日,马来西亚高等法院判决安瓦尔无罪。此时,当初的政治对手马哈蒂尔,以及马哈蒂尔指定的接班人巴达维,都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虽然安瓦尔仍誓言要取代现政府,但是,解放安瓦尔的举动,同样使纳吉布赢得了体制内外的赞赏。称其英明,纳吉布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公众信任。

新任的纳吉布,则更倾向于改革,某种意义上与安瓦尔的政治追求接近。纳吉布任期内废除了内安法,打击金钱政治,改革经济,提倡民族平等,建立“一个马来西亚”,属于传统阵营内的改革派。在2000年巫统领导人选举时,无论是马哈蒂尔派系,还是已经失势的安瓦尔遗留势力,都支持纳吉布,纳吉布成为了当时得票率最高的巫统副主席。

此外,纳吉布任期已经过半,他与安瓦尔之间,已经很难互成对手了。马来西亚的“隔代宽恕”,由此造成了事实上的平稳过渡。

回望中国,春色满园,大地充满生机。

近年来,国内在很多问题上,都逐步解禁,如,肯定国名政府和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的正面作用,寻找远征军健在老兵,建立腾冲、衡山抗日烈士陵园,乃至为台儿庄无名烈士抬棺安葬。甚至充满了溢美之词的关于蒋介石的各种官方传记,亦在大陆开始流行,这些变化,都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求真和勇气。

在内部政争问题上,国内也逐步开放了禁忌。张国焘和林彪两大最有争议的人物,近年都获得了更为客观的评价,而四人帮中几大领头人,除江青自杀外,其他人也获得了类似特赦一样的待遇,甚至陈伯达的传纪都已经出版。

建国以来,中国实际是分为两个时期:毛泽东时代,以及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时代。前者已经彻底终结,而后者尚在进行中。毛泽东时期距今三十余年,且经历了三四代的代际传承,恩怨是非与当世之人相隔遥远,故政治宽恕亦相对容易。除文革未被官方系统性反思外,大部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基本都已经盖棺论定。

故此,隔代宽恕的迫切性,更体现在后一个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总体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主,但是亦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无论革命时代还是改革时代,社会的进步,总是伴随着纷争,无论对待这种不同的利益与主张的分歧,考验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政治智慧与政治气度。

自邓小平以后,中国已经经历了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时期,而胡、温也已经步入任期尾声,很多政治事件,已经与当事人的切身关系越来越远了,理应以更为超脱的眼光,带领中国进入更为宏大的世界。由此启动“隔代宽恕”的时机逐步成熟。作为大国,中国政治家的气度,更应该值得期待。十八大之后的后来者历史负担更少,亦需更为开放大气。

或许,我们并不需要“中国的昂山素季”,但是,我们绝对需要一个“中国的吴登盛”。

(注:作者为青年学者,前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研究,著有《大国诸城》一书。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刘波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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