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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边缘

季羡林的“坏人定律”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如果一个社会任由坏人招摇,传播所谓的美德,无异于认同了坏人的价值观,人们更难识别是非,庸众倒容易变成坏人,变成暧昧不清的物种。

在刚刚结束的中共“十八大”上,民营企业家梁稳根突发一系列疯狂的“爱国”“爱党”言论,激情尺度令世人侧目,不免被舆论恶搞了一番。以中国声音自居的《环球时报》为之打抱不平:主流舆论怎能如此善恶不分,恶搞赤胆红心的好人?

进入无道德社会的中国,人们尊奉成王败贼哲学,谁在这个时代站住了,谁就是英雄;在成功人士面前,善恶之类的判定标准已经失效,必须以其善为善,以其恶为恶。在一个宪法和法律羞涩低头、正义隐遁的国度,无法自清的人们还能有别样的选择么?

高调行事更安全,在慈善达人陈光标成为“男一号”之后,更多不安分的跳起了惊险妖艳的钢管舞,乐于以貌似弱智的言行出位,博取常人无法看清的利益。这些末世弄潮儿几乎个个名利双收,三一梁氏便是这个灰色时代转瞬即逝的一朵俏皮的小浪花。

这些当代英雄本身并不暧昧,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环球时报》眼中的“好人”,也同时是非主流人群心里的“坏人”。一个古老的好人坏人的命题,于是乎又漂浮在我们眼前。

远离坏人,亲近好人,这是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花在辨识好人坏人上的时间恐怕是最多的。有的人凭直觉就能解决问题,有的人却一生都在为此大伤脑筋。

“积将近九十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

这是东方学学者季羡林先生在晚年做出的第一个判断。坏人当然是有的,而且不会少。他何以言之凿凿地作这个近似于公理的论断呢?在我看来,一生逍遥于象牙塔的学者,文革中被揪斗的遭遇郁积于心,他对性本善的人性论产生了深深的疑虑。一个人只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才会将萦绕心怀的东西彻底吐出来,如此他方可卸下尘世的包袱。

这是一个无人会反对的结论,问题在于“谁是坏人”?不同价值观的人都有自己的坏人观,只有同一阵营的人才会产生共鸣。就我的经验而言,一些内心刻毒阴毒之徒,在好多人眼里却是正义之士,甚至被引为人生导师。我看见了虚伪与奸诈,于别人而言却是儒雅和有范儿。我所知道的,别人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每个人都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故每人心中的坏人是绝不相同的。比如英雄纪念碑,你尊奉的英雄,就是另一批亡者后代的仇人。当你希望亡灵的后代与你一样深情仰拜英雄时,你不会想到这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情吗?

“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而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

这是指人际关系而言,其实,坏人的含义更广泛,那些人类的敌人和自然的敌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死敌,甚至胜过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损人其实还是个问题手,损何人?若损坏人,岂不正确也否?损我们共同的坏人而利己,岂非乐事?损人又不利己,未必就是坏人之尤者,或许是大好人也未可知也。损我们共同的坏人而不利己,与圣人何异哉!

人们为何分辨不清好人与坏人呢?因为若无价值观做标尺,仅以人际关系而论,往往是难以成立的。坏人对自己的父母很孝敬,对妻子忠诚,对自己的女人非常照顾,在自己的人际关系圈里,完全可以是讲义气好担当的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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