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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改革

分析:中国金融改革将由地方发动?

安邦研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在一次讲话中谈起了中国金融改革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问题。这让人不禁联想,中国下一轮金融改革莫非将由地方发动?

在11月17日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上,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出人意料地谈起了中国金融改革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问题。他指出,中国金融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改革,也有自下而上的组成。多数人会关心中央作出决心的金融改革,比如大型银行的改革,汇率的改革以及应对金融危机的改革,却忽视了自下而上的改革。

周小川并在演讲中回顾了中国近年来十个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试点,称中国金改自下而上的改革并不少,只是没有人把这些试点汇总来看到其重要性。他首先提到了上海市谋求国际金融中心的试点;其次是深圳前海先行先试;第三天津滨海新区;第四重庆两江新区;第五是海峡西岸和平潭;第六长株潭“金融同城”;第七新疆对上合组织其他国家开放;第八温州金改;第九福建泉州进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新模式发展试点;第十浙江丽水农村金融改革试点。

这种对于金融改革地方经验的强调,让人不禁联想,中国下一轮金融改革莫非将由地方发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表态也可视为对于市场质疑的回应。在此之前,在温州金改刚刚推出之际,市场不乏批评之声,认为这种自下而上的金融改革行不通。比如吴敬琏老先生,便表示不赞成温州金融改革“突破口”的说法,认为金融改革需要将基层改革的积极性和顶层设计相结合,以此推动金融改革深化。他并认为,利率市场化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实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全国各地的资金都涌向温州。在金融改革的方向上,各方似乎出现了一定的分歧。

有分歧,并给予公开讨论,对于中国的金融改革来说,其实弥足珍贵,真理总是越辩越明。在金融改革到底应该“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议题上,通过梳理各方的观点,我们可以明确以下几件事情:

首先,“自下而上”的优势在于改革的意愿,无论是地方还是企业,都有创新改革的动力。这一点在中国经济改革时表现得十分明显。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源起于小岗村按手印,搞分产到户,最常见的形式则是“先试点,后推广”,先由地方上探出条路来,再由上级背书,在全国铺展开来。这样的改革屡试不爽。

与之相比,“自上而下”则贵在系统性,尤其对于金融改革而言。金融资源的外溢性很强,又涉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法律等多个维度,只有“自上而下”才能水到渠成,反其道而行之往往会遇上瓶颈,难有突破。比如周小川行长重点提到的,上海在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方面的改革,目前来看,便受制于资本账户开放,卡在了半道上;而在温州金改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温州金改的本质是一场利率市场化改革,但这显然不是温州地方可以做得了主的。因此,从4月至今已半年余,温州金改细则却一直难产,金改最核心的制度创新迟迟未有突破,甚至有偃旗息鼓的可能。

这种对比值得我们反思,为什么在经济改革时屡试不爽的经验,会在推行金融改革时搁浅?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二者之间的约束条件不同。“自下而上”的改革,对于效率和约束不强的宏观系统也许可行,这是在激发系统的自适应,最后系统出现跟随修正。但金融系统不然,这是一个效率很强,约束机制明显的系统。在这种情况下,“自下而上”只能是先挖窟窿,再起炉灶,在很大程度上是补窟窿倒逼出来的,没有留下太多回转的余地——体现在改革上,便是“穷则思变”,非得迫不得已了,才想起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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