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剃刀边缘

单位大院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老愚:在八十年代,一个没单位的人寸步难行。单位,即是你的人生堡垒,不但解决你的身份和生计,也为你及其家人的生老病死埋单。

【编者按】这是老愚的系列文章“回忆八十年代”的第一篇。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果从1980年算起,到1989年结束,正是我17岁到26岁的黄金岁月。那十年,考学,求学,找工作,成家,从关中平原到上海再落户北京,我度过了人生最大的变化期,从懵懂少年一变而为愤怒青年,跃入了波澜壮阔的命运之海。

从今天起,我想尝试回顾这段历史。

先从单位说起吧。

在那个年头,一个没单位的人寸步难行。单位,即是你的人生堡垒,不但解决你的身份和生计,也为你及其家人的生老病死埋单。

我的单位在北京一个幽深大院里。分配时,指导员将我分到了国家农垦局,在《中国农垦》杂志做编辑。中文系出身的,大都会做文学梦,因为那是最容易被自己抓住的一个玩意儿。两年后,我把自己塞进了一家

出版社的文学编辑室。

院子四周盖满平房,中间蹲伏着一座俄式大礼堂,花木繁多。从南门进去,得走好一段路,才能到简陋的办公室。

从老单位分出来的这个新单位,寄居于一栋二层俄式建筑为主体的小院落里,大楼坚实肃穆,颇像一座堡垒。一排拐角平房和从主楼接出来的会议室,围起一个小院子。里面有两株白杨树,高大挺拔,上面各挂了一只鸟巢,白天里鸟儿进进出出,带来一丝生气。当你仰起脖子窥视鸟巢时,便会有细碎的排泄物掉到脸上。

院子开门处,花木掩映着一间低矮的门房。一株风姿绰约的海棠,一丛丁香,一溜葡萄架。

俩老头轮流值班,一个瘦而和善,一个肥而暴躁。

紧挨门房,是一间修理室,也坐了两人,一个是饱经沧桑的师傅,一个为稍显稚嫩的学徒。

再往里,就是车队和后勤。三个司机组成司机班,一辆拉达,一部桑塔纳,一部解放牌大卡车。又高又胖的班长,常常歪着脖子训斥手下,那些人只是赔笑,他们几个经常玩拱猪,脸上粘满纸条,一会儿发出爆笑,一会儿剑拔弩张,其乐融融。

再往里,就是卫生室。中年女卫生员兼管计划生育和看病报销,又是官员亲属,她想做什么事都有人帮忙,眉眼间便有了几分倨傲。几个头目有事没事会去那儿坐坐。年轻人则时不时去讨一盒安全套什么的,当我从她手里接过扑满滑石粉的宝物时,脸不免有点发烫,好像被她窥见了自己的私生活。

卫生室南边是图书室。管理员也是干部女儿,从工厂调来做着轻松差事的,长相别致的她裹在一身蓝布工作服里,眼睛里闪烁着细微的光亮。她每日间埋首书桌,抄抄写写,尽职尽责。

扫院子的矮胖小子,是后勤处长的远房亲戚,不久就带来了一脸横肉的媳妇,两人顺理成章占了单位一间闲房,过起了让单身汉艳羡的生活。夫妻俩每日专等社里几个头面人物路过时,才勤勉地挥动扫帚,……他们卖力扬起的灰尘升腾起来,一直飘进二楼我的铁皮屋里。

我们所做的出版,也叫“思想战线”,既是文化单位,也是意识形态。在外人眼里颇有几分神秘。

主脑机构都藏在密不透风的大楼里。

一把手占据二楼最里面的屋子,门上挂有“社长”的招牌。从楼梯上来,人们的脚步便自然地轻了,越往里走越轻盈,然后是轻柔的敲门声。走道尽头是机要室,里面摆放着昂贵的复印机、传真机,坐着一个年轻的女机要员,收发传真,打印材料。

一把手办公室对面是总编室,门半开,随时听从指令。

紧挨一把手的,是几个副手,门大都紧闭着。经常出入房间的,就那么几个人。

接下来,一个编辑室两间房,一个正主任两个副主任占一间,部下占一间。

平日无事,值得记的有两件事:其一,较真的一编室副主任梗起脖子与狡黠的后勤处长大吵,险些引起编辑部和后勤部门的械斗;吟唱小草的诗人,试图猥亵部下女友,被手拿菜刀的小青年追得鸡飞狗跳。

除了开会,同事们最容易碰面的地方便是厕所。五六平米的男厕,仅有两个蹲坑和一米来长的小便池。骚味漾出来,久久徘徊于走廊。同事之间倒也罢了,若不幸邂逅庄严的领导,尿尿的不能恣意狂射,拉屎的不敢使劲排泄,整个空间就被怪异的气氛笼罩着。

厕所边为阅览室。里面除了各类报刊杂志外,还有一份《情况参考》,从中可以看到国外对中国的评论。每日午后,几个忧国忧民的小编辑,会不约而同聚到一起,就某个话题谈论一番,那时,“参考”上的美国智囊称,中国将在2012年左右崩溃,我们总觉得那是一件遥远的事情。那时的中国充满希望,我们能感受到那股推动自己的国家走向普世文明的力量。更可况,我们每个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都渴望投身时代的变革大潮之中,完成人生最重要的使命。

“生命即尝试。每一支歌都在苍穹之中爆出了我们年轻的力度之花,而千百次歌唱便把我们的焦灼、我们的欲望、我们的自由精神和青春的冒险写在人类文化的史册上。”写于1987年11月的这段话,是学院诗选征稿启事里的句子,很可以看出当时的状态。

“人家的灯全亮了∕我一个人在黑影里 燃烧∕我烧坏不了什么∕只有我自己∕世界也许很大∕我无法穷尽他的每个辉煌的角落∕上帝把我的身体照亮了∕有谁知道∕我正站在黑夜里∕看着人家的灯一盏盏全亮了”——这是写于1988年6月11日夜晚的句子,有点自怜自爱的意思,也好像隐含着对自身使命的怀疑。

“我们用虚拟的历史必然律,解决了生存的所有困惑——在必然律来临之前的抗争是无用的,必须等待神启。”发表在1988年11月13日《经济学周报》上的文章,很可以表明我彼时的态度,对逃避使命的“智者”,我挖苦道:“让别人付出代价,看着他们栽倒在地,看着他们为改变我们的世界一天天披满伤痕,我只在心中表达我真实的思想,我让我的思想永远只活在我身体中,你看我多聪明!我多聪明啊!”

在那个院子里,我编辑出版了《21世纪人丛书》七种,分别是《夏天的审美触角——当代大学生的文学意识》《青春的抗争——当代大陆学院散文选》《世纪末的流浪——中国大学生自白》《权力的祭坛》《再见,20世纪!——当代中国大陆学院派诗选1977—1988》《上升——当代中国大陆新生代散文选》《阿溶的新感觉》。

1989年初夏,我和一年轻同事代表《开拓》文学杂志编辑部,向社长提出罢免分管副总编辑的建议,因为该公老是枪毙大胆揭露现实的稿件。就这样,我得罪了自己的靠山,在“六四”事件后,受到了权力全面而严厉的惩罚:杂志解散,被取消编辑资格,分房时分到了最差的筒子楼,大小会批判数次。从大院里那些扫描我的眼神里,我明白自己犯了人生最大的错误:一个人被单位抛弃,恐怕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了。

1991年,为迎接“亚运会”召开,一条大路劈开院子,单位自此喧闹起来。再后来,他们拆了所有的房子,盖起一座长方形的混凝土盒子,我们生活了八年的院子就彻底消失了。多少年后,我去老单位出席同事追思会,那些面孔虽已老去,但看我的眼神还是如此熟悉,心头突然浮起蛰居铁皮屋时写出的句子:我们是同一棵树上的叶子,但绝不是同一片。

【作者专栏文集《在和风中假寐》已经出版,敬请关注。】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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