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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

“胡温景气”经济启示录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胡温时代的经济成果,称为景气并不为过。但中国经济需要寻求新的增长点,从习近平亮相表示“共同富裕”,到李克强表态“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其实已代表了新的思考方向。

随着时间褪去,历史的脉络可能才会隐约可见。

从2003年引人注目的“胡温新政”,再到近日胡锦涛主席“裸退”以及温家宝总理“请把我忘记”,或都告示胡温时代逐渐落幕。点检十年经济社会变迁,不由得令人追问反思,胡温时代在经济领域的遗产为何?未来十年,有什么可资借鉴?

过去十年,可谓中国经济版图急剧扩张的十年。期间,不仅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速超过10%,而且总量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且被不少预言家判断在2020年将可能超越美国;

与此同时,按照中国官方数据,以平均汇率计算,中国人均GDP由2002年的1135美元上升至2011年的5432美元(按照IMF数据,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414美元,排名世界89位,如果用购买力调整更甚)。其中,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十年增长近2倍,农民收入连续8年保持较快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

如此盛况,称之为“胡温景气”并不为过——甚至,2008金融危机来袭,其结果促成了中国经济地位与实力的相对上升。

今日中国,谋求增长与变化的雄心,多少类似工业革命发端的英国。当年狄更斯一边表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另一边又说“某些最喧嚣的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对比之下,这与中国的十年“景气”有些类似。温总理在谈及每年经济形势时,也常常使用最高级形容词,如“最复杂”、“最困难”等;但回首十年,却不难发现,胡温景气的根基,仍旧在于改革红利。

探究根源,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有三点:首先是制度改革释放体制内外尘封多年的经济活力,其次广袤廉价的劳动力则助力中国工业化,最后则是开放带来的全球化红利。也正因此,胡温景气的制度根源,一方面源之前系列大刀阔斧改革,另一方面则是入世带来的开放契机。

回头来看,胡温景气是否改变了中国?如同一个横冲直撞的孩童踏足低洼池塘,宁静注定将被打破。中国经济体量的变化,可谓改写了世界政经格局,对外则是相对实力的上升以及国际融合冲突的加剧,也引发了全球失衡、汇率争端等诸多经济纷争,中国主动或被动也日渐成为国际舞台的重要话语方与参与者。

量变也引发质变,中国国内也在承受巨大的多重转型下的社会变迁冲击,蛋糕做大之后,如何切分蛋糕成为另一个严峻问题。一方面是贫富分化、房价上涨、腐败滋生、环境保护等诸多问题,另一方面是吃饱的人民呼吁更多,这一切正在逐渐推高社会压力阀的读数。

三十年过去,中国的市场经济格局已初具形貌,但是核心资源、要素、行业等领域的改革与准入,仍旧饱受限制。从此前“闷声发大财”到随后“不折腾”,对比经济数字的蓬勃成长,经济领域的改革如何深化也引发诸多讨论。也正因此,重启改革的呼声在中共“十八大”之前喧嚣甚上,而其后“十八大”报告也对于继续改革方向予以肯定。

临近变革时代,人心思变,尘封多久的80年代人物也陆续再度以各种方式闪回;比起人人都爱歌颂闪亮的80年代,90年代之后的市场经济改革则引发不少讨论,肯定其方向有之,批判其不彻底亦有之,典型如经济学家黄亚生,就多次指出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应区分80年代与90年代的改革;而2000年之后改革,恐怕更待后来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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