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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事

香港的非正统“左派”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在香港原本狭小的异端群落中,梁国雄与他所参加的组织“革马盟”是边缘性的。香港的正统左派把他们的观点视为一派胡言。

毛泽东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梁国雄刚从浅水湾游泳归来。“当时的大街上卖电视的商店里,都在不停播新闻”,他回忆说,“我知道他死掉了。”

不过,他对于毛泽东没有太多的好感。他的精神引导者吴仲贤等人几年前在《70年代双周刊》上,把毛视作摧毁中国革命的人,在封面上,他们甚至把毛的手设计成黑色的——他才是“幕后黑手”。相比于毛,梁国雄对于周恩来的评价更高。他的周围有很多从中国逃离的印尼华侨,他们在20多年前受到共产党政权的感召,共同去建设新中国,却不料随即陷入一连串的动乱与迫害,多亏周恩来的政策,他们才得以离开中国,在香港暂时栖身。在海外华人世界,周恩来的道德形象有效地遮蔽了其内在的矛盾。

对于梁国雄与他的“革马盟”的同志来说,1976年的中国充满转折意义,它不仅来自于毛等重要人物接二连三的离去,更是来自于这一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借由清明时节对于周恩来的悼念,这场自发活动随即转化成一场大规模的抗议——在多年的折磨与压抑之后,人们终于表达出对现行制度的不满。而散落在中国各处的异议声音,则借此汇集起来。

这抗议恰恰成为对于“革马盟”的最大支持。在香港原本狭小的异端群落中,“革马盟”同样是边缘性的。当他们提出“官僚压制”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国正向帝国主义倒退时,香港的正统左派视此为一派胡言,他们仍在继续推崇毛泽东,否认中国内部的混乱。但四五运动与随后的文革结束,则证明了革马盟的判断——中国内部危机四伏,最初的革命者已变成新的压迫者。

在文革结束一年后,吴仲贤洋溢着一贯的激情写道:“对一切觉悟的、已政治醒觉、反对殖民地统治、反对资本主义统治、要求社会主义民主早日在中国实现、要求社会主义早日在全世界实现的人,加入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也就成为一项必须责任。”

除去继续推销它的革命理论,“革马盟”也卷入香港的社会运动。经由保钓运动、中文运动还有反贪污抗议,社会运动在香港逐渐醒来。一方面,它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人运动。当香港经济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时,工人运动曾短暂兴起,“革马盟”发起过“四反运动”(反加价、反失业、反贫穷、反压迫),到了1978年,它又积极加入到因金禧中学而起的教师集体请愿运动……如今,他们的工作多了一个重心:他们可以与中国国内涌现的民主人士串联,为中国的变革进一份力。他们一定在其中找到某种存在感,他们在香港拥有的书籍、理论、资金,都是长期封闭与匮乏的中国所必需的。伴随着中国政治的暂时松动,这变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战场。当香港资本家涌入中国开设工厂、修建酒店、进行贸易,成为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助力时,他们想声援民主运动——他们被压抑的另一种需求。

当时的一份记录表明,这些托派分子们“……他们费劲气力所得到的收获,只是从直接有关的群众圈子以外吸收到几个能够接受他们那套‘革命’幻想的人,以及在一部分社会工作者和关心公益的知识分子(没有政治背景而且思想比较开放的)里面得到一点好感……”;“……和国内的民运战士联系的工作(这是他们这两年唯一自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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