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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法规

从“史上最严交规”说起

北京大学副教授徐建国:中国最近引发众多争议的新交规,反映了规则制定程序的不合理,也折射了立法理念的偏差。一个好的制定规则的程序应包容各方意见,社会学习速度也会因此加快。

2013年1月1日,号称史上最严厉的交规开始实施,开车出门着实有点紧张,因为一下子不知道怎样开车了。本来绿灯是通行的,可现在变成最大不确定性。远远看见绿灯,担心突然变黄刹不住,于是提前减速,害得后面的哥们差点追尾,狂按喇叭。好不容易上了快速路,紧张情绪稍有放松,面对空荡荡的马路又有点不习惯;而且限速只有60公里,一不小心就超速了,超速可是要罚3分的,四个不小心驾照就没了,开不了车在北京可是有诸多不便的。

这史上最严的交规,立意应该是好的,其中有很多合理的成份。可是变化之突然和剧烈,让人着实很不习惯。习不习惯也得去习惯,这大概是很多人心里对自己说的话,拟或是立法者心里想对我们说的话。可是仔细想一想,这里面折射的问题和理念值得深究,特别是把突变的交规和渐变的改革放在一起的话。

观察中国改革的人,都熟悉一个词,叫作“渐进式改革”;与之对应的,是前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突变式改革,或称“休克疗法”。渐进式改革的理念,在于市场化运作需要很多相应的准备,比如制度基础,机构设置,法治环境,行为习惯,这些东西需要慢慢培育,慢慢改变。而且改革措施之间也需要配套和协调,这样才能避免剧烈的波动,防止不稳定放大改革风险。渐进式改革也有不利之处,比如改革过程中可能培育了改革的阻力,路径相依导致改革难以推进等等。渐进与激进改革的优劣不是本文的话题,也绝非一篇短文能说清。这里的要点是,渐进改革可能不是最优,但至少有其合理的成份。

可是这次交规的变化,却一点也不渐进,与中国改革的一贯做法截然相反。究其原因,应该是因为没有阻力的原因。经济改革总要相对伤害一部分的利益,因此有阻力,特别是利益相对受损的人还有很大的话语权的时候。可是交通法规的变化,虽然影响很多人的日常出行,可是这些人没有什么发言权,因此一下子就来了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渐变也好,突变也好,学者们可以找到无数的理论和证据来支持与反对,可是最终决定历史演化路径的,从来就不是这些理论或者证据。

法规可以一夜之间改变,可是路还是那些路,人还是那些人,上班的时候还是要赶时间,追尾了要修车,迟到了要扣工钱,受了气只能往肚子里吞。回家喝了凉水消了气,忍不住还是要问,这交规到底是为了谁制定的?难道不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提高出行便利?

倘若真的如此,就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交规到底合不合理。比如说闯黄灯,本来是个红灯与绿灯之间的缓冲,起警示作用。现在倒好,搞得要么看见绿灯提前减速,要么就得急刹车。开车的人都知道,急刹车可不是什么好事情,很容易出问题,开车最好避免急刹车。可是远远提前减速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增加出行时间、导致更多拥堵、增加燃油消耗、带来更多污染等等,都是背后的成本,不知史上最严交规的制定者们有否充分考虑过这些成本。

再比如超速罚分。本来这一条无可厚非,而且平时北京堵得厉害,没什么超速的机会。可是元旦放假那天面对空荡荡的马路,还是不禁要问,我们的限速是否也要酌情调整。如果说四环80公里,五环90公里的限速还算合理的话,一些快速通道,比如说万泉河快速路,只有60公里的限速很让人费解。作为比较,国外普通公路的限速一般是40-50英里,也就是64-80公里,危险和特殊路段,比如学校旁边,会低一些。也就是说我们的快速路的限速要低于人家的普通公路,真不明白为什么。其实交通并不是越慢越好,而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才会有省时省力省心的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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