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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

让讲真话不再费力

天则经济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王军:中国社会桎梏思想自由的精神枷锁依旧存在,“言者无罪”的理想远未落实,人们对讲真话仍心存顾虑,这有悖于现代国家的要求。

近日某中国官媒称,新的一年将努力说真话,一时间网络上议论纷纷。说真话真的那么难吗?

仔细想来,说真话其实应该是人的一种本性,因为此时人们无需揣摩他人心思,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若讲真话乃天性使然,那说假话则需要后天的“训练”。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人们逐步偏离说真话的本性,而要选择讲假话呢?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说出的话很多时候是讲给他人听的,当听者掌握说者的生杀大权时,说者就会小心翼翼起来,投其所好地讲假话便出现了。

以媒体为例,当今中国主流媒体几乎全是官方主办的,媒体如果讲真话,披露了某个敏感事件的真相,不仅可能被扣上影响社会稳定的帽子,而且当事人还将面临革职的风险,甚至供职的媒体都可能关张。尽管一些政府领导不断强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如何把握真相披露的度,似乎既无清晰的法律规定,也无任何先例可循,真可谓深不可测,此时用“人治”来形容是恰当的。

坊间流行这样一出笑话,某文艺青年对顾城的诗进行评论,仅敲了一句话:黑夜总会过去,光明才是永恒。然而,网管却将这则评论屏蔽了,青年不知何故便发问:“你说哪个词敏感了?黑夜,光明,还是永恒?”网管淡定回答:“夜总会”。 这则中国式幽默暴露出新闻审查制度的简单与粗暴,僵硬和野蛮。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早已实现了新闻独立,新闻自由也已成为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部分国人以为这样做会造成社会混乱和不和谐,然而,这里却存在一种奇妙的现象。大凡那些新闻自由度较高的发达国家,包括私人财产在内的权利就越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在中国,侵犯个人权利的事件屡见不鲜,一些恶性事件还公然挑战人们的底线。从这个角度上看,媒体不独立、新闻不自由也是侵害公民权利的表现形式,因为它剥夺了公民对重大事件的知情权。

有关自由的讨论一直是中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至少这样一种说法对

我们是有启发的,即自由一定是以不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换句话说,即使在那些新闻独立的国家,自由也是有度的,同样面临法律的约束。对于新闻媒体而言,真实既是力量,也是生命。如果媒体老是说着正确的废话,故意提供虚假信息,只报喜不报忧,处处歌舞升平,谎话连篇,那么迟早会失去公众的信赖,关门应是早晚的事。

近年,学术界围绕中国式“维稳”争议很多,以传统方式维稳的老套作法似乎走到了尽头。在维稳的旗号下,官媒如果对于重大事件继续采取隐瞒不报的作法,到头来有可能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境地。不少人还记得,几年前中国大陆曾暴发“非典”,当时政府和国内媒体隐瞒和拖延的作法实际上造成了更大的损失。这说明,重大事件想要隐瞒是瞒不住的。关键时刻说假话,不仅贻误采取“救火”行动的最佳时机,造成被动,而且以此维稳也无法奏效。

有学者早就做过这样的研究,即在新闻独立、言论自由的条件下,人们可以通过说说真话,发发牢骚,把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及由此产生的不满情绪及时排解,这远优于一次集中爆发,因为后者可能意味着彻底的推翻,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现代社会恐怕找不到一个比媒体更好的社会缓冲平台了,只有媒体才能容纳并消解社会上出现的各种不同声音。从这个意义上看,言论自由不仅不会威胁社会稳定,相反还会增进社会和谐,促进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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