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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

“关乎中国人心灵”的挑战

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主办的“2013中国发展论坛”的间隙,著名儒学学者杜维明接受了FT中文网的采访。采访结束时,他谈到了中国新领导层面对的两大挑战。

如果再仔细看,“五四”时代反儒、反孔的主要干将都是青年人。胡适是20多岁的年轻人,陈独秀年龄大一些,蒋介石做黄埔军校的校长,也只有32岁。那时是青年的文化,有理想、能够面对现实、强烈的爱国、具有一种先知先觉的责任感:我们要告诉大家,必须向西方学习,再不学习就要亡国灭种了。如果从比较文化学、人类学的角度看,他们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儒家的“士”的精神。但正因为他们太年轻,现在看来,他们当时有一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他们对待传统的态度太简单,以为只要把战场打扫干净就可以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了,他们把打倒传统文化(包括打倒儒家文化)的工作看得太简单,结果后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河殇》的时代,我们发现,该继承的没有继承,该扬弃的没有扬弃,该引进的没有引进,该排拒的没有排拒。这说明,“五四”时代反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策略是完全失败的,他们的策略就是:把儒家传统中糟粕的糟粕,与西方文明中精华的精华相对比,其目的主要是想激发中国人向上、激发中国人西化、激发中国人救亡图存的心,但按照社会心理学的说法,这样做,实际上是把中国人对自己是谁、自己从哪里来的文化认同给彻底摧毁了,把中国人的精神脊梁给彻底打断了,那样恢复起来很难。印度知识分子没有走这条路,他们走的路正好相反,印度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应对西方挑战的能力,在很多方面比中国知识分子强,所以,我说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向印度知识分子学习,印度现在的一些在国际上有名的知识分子,一方面有国际视野,一方面又深深扎根在印度传统文化的土壤中,而中国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少。在季羡林之后的那一代中国学者中,像汤一介、庞朴等人,都已经80多岁了,这一代人受文革的影响是很大的,他们很难建立起与传统文化的亲密关系,60岁以后,他们才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知,但国际视野却相对差一些。

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一直在说,我们一方面要反思“五四”,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继承“五四”。现在有些研究儒学的学者说,我们要扬弃“五四”,最好忘掉“五四”,我说,不行,我们必须面对“五四”,研究“五四”,继承“五四”。

问:你除了研究儒学,也研究过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其他文明,也与其它国家的学者有过对话,根据你的研究,能不能说: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尚无任何国家是在完全否定本土传统的情况下成功实现现代化的?

答:确实没有这样的例子。我在研究中发现,任何一个现代化比较成功的国家,其现代性都与它的本土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些国家都不是通过彻底打破传统而实现现代化的,相反,是一个国家的传统塑造了这个国家特殊的现代性。例如,法国的现代性与法国革命的传统密不可分,英国的现代性与英国比较保守的、渐进的、不太突出宗教的传统密不可分,美国的现代性与它的市民社会密不可分,德国的现代性与它的民族意识密不可分,毫无疑问,中国的现代性也将会与中国的历史经验以及中国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经验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我提出了一个观点:没有传统,现代化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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