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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爱国者 】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李柱铭曾相信,倘若欠缺法治与民主,大陆很难繁荣,因此香港经验至关重要,但大陆却以自己的方式迅速崛起,更封闭、傲慢,也更强大。
2013年06月06日 06:24 AM

被误解的爱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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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hall return”,站在立法会大楼的平台上,李柱铭这样宣称。他的身旁是一群刚刚卸任的立法局议员,几乎都带着和他一样的宽框眼镜。他们刚刚结束短命的议员任期。这是1997年7月1日凌晨的香港,雨下个不停,整个城市被限于一种无法言明的激动情绪中,不知该是哀叹一个时代的结束、还是庆祝另一个时代的到来。

台上的议员们心情复杂。当他们在1995年当选议员时,香港正迎来历史上最大胆的民主尝试。自从彭定康1992年到来后,香港的政治气氛为之一变。这是第一位走街串巷、品尝甜品、亲吻孩子面颊的总督,他还试图行走在《中英联合声明》的灰色地带,将延宕多年的政治改革的尽可能的还给这个城市。它是大英帝国版图上最富裕与成功的殖民地,它的政治诉求却被长期压抑。

1995年的选举标志着香港常年委任立法局议员的方式的终结,更因“新九组”方案、投票年龄从21岁降至18岁的举措,它使香港第一次体验到选举的狂欢,尽管它仍不是彻底的直选。李柱铭担任主席的民主党在直选的30席中赢得12席,而在整个立法局占到19席,成为香港第一大党。

在很多香港人为彭定康的试验欢呼时,北京相信他已是“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英双方原本商定,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可全数过渡成为特区第一届立法会议员,但北京宣布这“直通车”终止,他们的任期只能至1997年6月30日午夜。

在端庄、克制的演讲中,李柱铭不仅发誓他们将重返立法局(它将被更名为立法会),而且也表达了自豪之情——香港再度回到中国。这理想正是他父亲一代的不懈追求,当李彦和与周恩来在里昂争论时,他们不都想缔造一个富强、驱逐外侮的中国吗?只不过,这一幕的到来带着历史的嘲讽,中国富强了,却又变成了另一种胁迫。

1997年没有成为想象的分水岭。亚洲金融甚至增加了香港的神话,它能生存于任何风暴中。而在1998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几乎赢得了全港三分之二的选票,李柱铭完成了他的诺言,他们重回立法会。中国似乎没有人们想得那样可怕。天安门屠杀的记忆开始淡化,而中国正以一种新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它是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蕴涵着无穷多的机会。“历史终结论”也以另一种方式来安慰了人们,市场经济将逐渐化解专制制度,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克制,至少看起来,“一国两制”是能够运转的。香港似乎不仅从持续了十多年不确定性摆脱出来,更可能分享中国成长的机会。

民主运动的不足也迅速暴露出来。在某种意义上,80年代开始的民主浪潮,是在中英角逐的暧昧开始,而90年代初的加速,则来自于殖民政府主动给予,它还受惠于一种普遍却模糊的对中国的恐惧之上。香港的民主力量,欠缺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从未拥有足够的组织能力与社会动员能力,它未能成为一种真正独立力量出现。

民主党自身正是这些缺陷的象征,2000年的立法会选举暴露了这一切。民主党的总议席保持在13席,仍是香港第一大党,但得票率却大为下降,相反的,支持北京的民建联(DAB)的支持率却有显著攀升。这也是民主党的衰落的开端,它眼见自己如何陷入内部分裂、丧失民心的境遇,它衰败的速度与它的崛起同样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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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话题:中国纪事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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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简介

跟随作者足迹,遍游世界东西十万里;追踪作者思绪,纵论中国上下五千年。 作者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任职于《生活》、《东方企业家》杂志。已出版作品《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和《醒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