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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本地主义者】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陈允中的热情很少熄灭,他是国际主义者,又强调本土化的重要性。他属于另一个时代,西班牙内战,或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的大同理想。
2013年07月04日 06:23 AM

国际本地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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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在2002年的一个冬日夜晚,我认识了陈允中。在北京东三环的一间公寓里,我们进行了场没头没脑的谈话,我知道他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博士候选人,来北京做有关跨国公司的田野调查。

他是一个热情、乐观的青年人,让我牢记于心的是他的英俊与特别的亲切感,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两种特质是冲突的,在他身上却和谐共存,他似乎随时乐意倾听你的内心烦恼,对别人的意见,哪怕它是多么浅薄,都有着好奇。

也是在那次谈话里,我第一次知道“台大城乡所”、“空间规划”这些名词。不过,我觉得这与自己没什么关系,印象深的倒是他的那个暂居北京的台湾师妹,嘴唇与舒淇有几分相似。

再次听到他的名字已是十年后,我在新界的八乡的菜园村新址和香港朋友谈天,他说“陈允中”也住在隔壁村,他是为了这个村庄的重建,特意搬到这里的。没错,他的确是那个陈允中。

在浸会大学一间乱糟糟的办公室,我再次见到他。比起十年前,他明显发福了,原本消瘦的脸颊鼓了起来,讲话总配上手舞足蹈。他似乎同时变得更成熟与青春,既有褪去青涩后的老练,又散发着少年式的稚气。他仍让我觉得温暖,像是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但这个兄弟到底从哪里来、在做什么,我一无所知。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在七一游行的队伍里、在湾仔的独立媒体空间,在长江中心前的示威现场,在铜锣湾的大排档,当然还有菜园村,我总能见到他。他也向我解释他眼中的香港,他的表达清晰、热情,还有一种孩子气的自嘲,似乎想给我补上香港社会运动这一课。

开端不令人兴奋,但接下来的九年,他还是目睹着这个城市情绪的改变。从利东街的拆迁到反领汇、反迪士尼的行动,再到韩国农民在2005年带来的生动一课。最让他兴奋的是2006与2007年的保卫天星与皇后码头的运动,它标志着香港的空间政治意识的开始,年轻一代也开始寻找本土精神的源头。

“他们像是外太空飞进来的一群人,很愤怒,很想做事,却又没什么经验”,这一批香港抗议青年给陈允中这样的印象。几年来,他不是一直想找到这样一个群体,把他在台湾、美国积累的斗争经验传递给他们么?于是,这个大学教授也睡在抗议现场,和一群自称“80后”的青年人一起办活动、熬夜、混在一处。

为了抗争,他们也要发明一套新的叙述,“保育运动”应运而生。横渡维港的天星小轮的历史足以追溯到1888年,它的创建者是印度帕西商人Dowrabjee Nowrabjee, 这也象征了香港多姿多彩的身份。即将被拆除的天星码头建于二战后,一个重生的香港再度填海,兴建了一系列新建筑,码头是其中之一。因为电影《苏丝黄的世界》(The World of Suzie Wong),它成了东方与西方交汇的象征。

它不仅代表着这个城市的记忆,也是香港人的公共空间,这个香港人的群体,更包括围聚在此的菲律宾佣人。陈允中发现,这些常被忽略的群体,才是这个空间真正的主人。菲律宾的佣人,每个周末,他们在这里聊天、唱歌,甚至在这里过生日,是在紧迫、逼仄的日常工作之余的放松一刻,他们也在同乡人的交流中,创造了一个暂时的共同社区,获得了某种归属感。拆除码头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难言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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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话题:香港 中国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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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简介

跟随作者足迹,遍游世界东西十万里;追踪作者思绪,纵论中国上下五千年。 作者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任职于《生活》、《东方企业家》杂志。已出版作品《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和《醒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