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同志】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陈允中仍偶尔被噩梦惊醒,梦中人被推土机铲成了一半。这个梦境吓了我一跳,我没想到这些抗争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他的内心。
2013年07月11日 06:08 AM

爱人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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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薇是在一个劳工研讨会上认识陈允中的。她刚到洛杉矶不久,攻读比较文学。在参加者寥寥的会议上,他们很难不记住彼此。一位是热心的组织者,另一位是积极的参与者,不但坐在第一排,还一直在做笔记。

不过,他们对彼此没有太好的印象,都仅是不合时宜的学生。两年后,在一位共同的朋友纪大伟的介绍下(日后,他成了台湾赫赫有名的同志作家),他们算是拉近了距离。不过,爱情仍要迟些到来,他们只是被彼此的年轻、漂亮的身体吸引。

“他第一次约我,就约到他家里泡温泉”,讲起15年前的往事,司徒薇半笑半嗔,“我想,这不去就显得太小气了。”

与马来西亚游子陈允中不同,这位司徒小姐来自于一个香港的优渥家庭。从广东开平来的司徒家族是个大家族,那位赫赫有名的司徒华也是她的亲戚。她的父亲是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官员,家庭中很多人从商,似乎从很小开始,她就对香港的政商两界就有了解。最初,她是被当作别人的太太培养的,17岁就有了第一次相亲,她却不是个驯服的孩子,她可没准备成为别人的乖太太。

1989年,她进入了香港大学新成立的比较文学系。两种平行又相互纠缠的认知旅程开始了。在她的学术领域,这正是后殖民理论的繁荣时刻,从亚洲到非洲,不同时空与地域的文学与社会都涌到她眼前,这些看似摆脱了殖民者,却无法建立起自身的制度与价值观,反而陷入了新的溃败。这风起云涌的“后主义”也给她这样一种影响,所有的权威都瓦解了,没什么东西不能挑战。

这一年的天安门事件则促进了她的中国意识与香港意识的觉醒。“中国像是一个很大的包袱”,她这样说起最初的中国印象。她是个狂热的阅读者,从鲁迅、鸳鸯蝴蝶派到朦胧诗,她都有所涉猎。当北京的学生们占领了天安门广场时,她本能的反应是这是另一次“五四运动”,拼命地想了解知识分子的责任、民族、国家这些概念。当坦克碾过长安街时,这种理解不仅是兴趣,而且变得不可回避——香港正是要回归这个中国。她也旋即发现,她不仅不了解中国,连自己成长的香港也不太清楚。

从1989年到1997年,她的青春期是在香港这充满恐惧和不确定的回归情绪中度过的。很多香港人离去,留下的人则惴惴不安,民主运动在这种悬而未决的气氛中热烈起来,它也催生了相应的社会觉醒,带来了社会运动。她和朋友们邀请李柱铭与司徒华来演讲,也与“长毛”(梁国雄)喝酒聊天,听他的革命理论,她也拿着摄影机去拍摄天台屋运动,这是香港第一个保护旧社区的自觉运动。

前往美国留学的计划一直推到1997年秋天,她要目睹回归的一刻。她记得那年,夏天一直在下雨,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种无法排解的郁结中。“所有不打电动玩具的朋友都在打电动,不唱卡拉OK的朋友去唱了”,她回忆说。她也想起,类似的情况发生在1989年底,一种不想过去、也不知未来的飘乎感。她感到一种强烈无力感,觉得什么都不能做。

不过,只有在很少的时刻,无力感才会出现在她身上。与司徒相处时,你可以感到那种发自内心的自信,似乎这世上没什么不可实现之事。这与允中犹豫、自我怀疑,恰成对比。倘若允中在对他人的感受中寻求行动的力量,司徒依赖的是理念,是她经年的智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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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简介

跟随作者足迹,遍游世界东西十万里;追踪作者思绪,纵论中国上下五千年。 作者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主编。现为独立作家,已出版作品《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和《醒来》《伪装的盛世》《抗争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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