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去哪儿了(三)】FT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在很大程度上,公众仍遵循托克维尔对昔日法国人的判断——人们并不热爱自由,只是痛恨主子,人们也随时愿意用物质福利来交换自由。
2014年01月30日 07:41 AM

托克维尔去哪儿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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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多少像是毛去游长江”,他说。我们正谈到庆丰包子铺一幕的意义,习近平的“偶然”造访令“包子”与“炒肝”占据中国公共舆论的中心。他把这一行为拉入了更长的历史语境。那是混乱的1966年的夏天,毛泽东的行为最终被证明是一次力量展示,他仍旧精力旺盛,不仅能纵横长江,也能掌握中国的政局。接下来,他利用文革小组、群众动员,摧毁了阻碍他个人意志的官僚系统。一年来,中国的新领导人在很多方面展示了他的确是“毛时代的孩子”。从“洗洗澡”式的修辞到“习大大”式的亲民作风、对官僚系统的整肃、重塑个人权威的努力,都带有明显的毛泽东时代的痕迹。它也是对之前十年的政治风格的一次戏剧性的逆转。倘若旧时代代表的是一个僵化的、毫无个性的时代,一个任由官僚系统、利益集团膨胀的十年,那么新领导人则试图创造一个高度个人化、重新集权化的新形象。

庆丰包子铺的一幕,恰是这是这种新形象再好不过的象征。当周永康案悬而未决、高层政治的斗争炽热不已时,最高领导人从容地走进临街的小店,这也是一种自信与力量的展现——我不理会严峻的情势,也不顾及组织纪律,我只随心所欲。他也是对公众的表态,尽管处于权力中央,我仍是站在人民一边,吃二十一块的便餐,这也为未来的群众动员做出试探。

人民的确响应了这一切。当人们热烈地购买与谈论包子时,也是对这种权力风格的一种信服。不管精神还是物质,是常委推荐的托克维尔还是主席钟爱的炒肝,权力塑造时代的品位,即使持有嘲讽语气的人也被迫承认,他们无法回避这个话题。政治权力的话语与风格支配着我们的公共生活,我们无法创造一个不同的话语空间。

我的朋友也面临这样的困境。25年前,他曾是天安门广场的领导性人物,按照陈子明的划分,他该属于第五代人,他人生中的决定事件是1989年。这是中国20世纪漫长革命的最后一幕,或许也是最缺乏“革命性”的一场,聚集在广场的年轻人从未有颠覆规则的欲望,他们想抗议,而非真正的革命。他为此逃亡过、入过狱,如今经营着一家著名的民营书店。书店内的咖啡馆名为“醒客”,它既是英文“thinker”的音译,也蕴涵着强烈的自我期许——在一个昏睡的中国,聚集在此的一小群人愿意清醒地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也的确,它是北京最不容错过的公共空间,书店以高质量的思想、学术选书著称,咖啡馆内则迎来送往过几乎所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异议人士,至少两代知识青年是在这书店的气氛鼓舞下开始自我启蒙的。

而我的朋友,常在昏暗的光线下,费力地睁开他过度被烟熏的眼睛,压低声音谈起他对政局的意见。我喜欢这个朋友,他健谈、温暖、有担当、装了一肚子我从不知的中共党史,但偶尔也令人感到疲倦——在他的这一代人大多放弃了昔日政治理想时,他又完全被政治所占据了。他吃的、喝的、呼吸的都是这个抽象的政治权力与理念,在表面的高度热情背后,又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你难以接近政治机器的核心,无从参与实际政治,你的观察分析无法进入公共话语空间,这使人丧失了检验与修正观点的机会,不停地谈论与推测成为了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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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涉及话题中国纪事 托克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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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作者足迹,遍游世界东西十万里;追踪作者思绪,纵论中国上下五千年。 作者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任职于《生活》、《东方企业家》杂志。已出版作品《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和《醒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