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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村运动

让“新乡村运动”重塑故乡

FT中文网撰稿人陶舜:“逃离北上广”只是简单地将城市与乡村相对立,当今在中国更酷的事情,是将乡村与城市巧妙勾连的“新乡村运动”。借助互联网,乡村被赋予更具当代性的商业色彩,进而带动文化和政治氛围的变迁,乡村也由此不再是“回不去的故乡”。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要不要逃离北上广”的争议像感冒一样时不时就会来一场,接近旧历新年尤其如此。对此我既无可奈何,又昏昏欲睡没有兴趣,它粗暴地将城市与乡村割裂开来,制造简单的二元对立,实在是没有“营养”的伪争议。今天更酷的事情是,那些正在发生的、将乡村与城市巧妙勾连、却联而不姻、维而不持的“新乡村运动”。

什么是“新乡村运动”?韩国在70年代有过这样一场,于是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安居乐业的韩国乡村。那么在中国是什么?一定不是自上而下的“新型城镇化”,而是那些默默生长的民间智慧——在互联网商业的大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创业者们对乡村经济和乡村文化的再造。“新”,是因为它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同于历史上的乡村运动,亦不同于政府所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加引号,则表明它还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运动”,只是一种经济、文化意义上的潮流。

以其中较有代表性且已经引起广泛关注的“F4”为例:2014年,四个农业领域的创业者决定组建一个组合,一起推行农业转型的理念,他们是陈统奎、赵翼、刘敬文和钟文彬。组合被命名“Farmer 4” ,他们愉快地称自己是农业领域的F4。尽管他们来自乡村,却反对传统化学农业,强调农产品的健康安全,更懂得利用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推广理念和产品。他们未必直接参与到农作物的一线,但他们切切实实能够影响农作物的品质和品牌建设。

和叹惋故乡“沦陷”的人们不同,他们在探索故乡进化的可能性。

过去,政府所主导的新农村建设,给一些有特色、有“关系”的乡村带来了发展机会,多年前我作为基层记者,跟随地方领导考察过一些新农村,发现其主要特点是建设公路和外向型经济项目,总体上是一个“走出去”的发展之路。如火如荼的城镇化浪潮,本质上大抵如此。

但“新乡村运动”,是要打通乡村走出去和外界走进来的双向通道。通过电子商务,“F4”所售卖的农产品,由于打上了生产者和土地的亲切印迹,带上了互联网的“湿度”,被销往各地的同时,也吸引了愿意呼应他们的人们,作为顾客也作为朋友,也回以“湿度”,甚至不远万里寄回跨国明信片。对于一个农民来说,这种通常由手工艺人享有的荣耀,会促使他更加热爱自己的工作并持续下去。这让人恍然大悟,好的乡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这里,乡愁一定程度上也在进化:互联网让乡愁也能适度打包和快递了。网络已经越过盖楼时代,来到了转发时代。现实中,故乡也不再需要时时重返,故乡带在你身上。

过去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尽管颇有经济实效,但从文化角度来看,其弊端是明显的。首先,它带来了全世界最暴敛的拆迁血案,由此而来的官商勾结与官民矛盾,又进一步毁坏了公序良俗。更麻烦的是,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的指导思想是“去乡村化”的,它使得“乡村”这个“中性偏有美感”的词,跌落到了“农村”这个“中性偏贬义”的词,这种指导思想和春晚的农民审丑小品一道,让乡村愈发成为人们想要逃离而且不要回去的地方。

乡愁在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东西。人们不能忘记故乡,而故乡却在(已)沦陷。人们来不及哀伤乡愁何寄,那些承载着一代代乡民生死以之的情感的旧屋、祠堂和山水,甚至拆迁现场的守屋人(以平度为例),都完全有可能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在中国谈乡愁,是一个残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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