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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

中国应领导气候变化议程

王维嘉、维克多: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局时,只有中国有能力领导新一轮国际会谈。在巴黎气候变化峰会到来之前,我们倡议一种新的机制——“承诺+评估”机制。

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影响全球秩序?这是本世纪最受关注的议题。历史上大国崛起引发的冲突,以及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崛起心存疑虑。

国际社会观察角度之一是,中国能否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又将如何参与领导国际组织?在许多现存的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游戏规则早已设定,治理结构相对成熟,权力的重新分配阻力重重。但在一些新的领域中,亟需新的领导者来设定游戏规则和建立治理结构。

全球气候变化就是这样一个领域。气候变化不仅是人类面临的最新挑战,而且在该领域目前领导力严重缺失。中国在该领域不仅能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而且也具有独特的引领全球的条件。

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国家。目前,中国GDP占全球12%,能源消费量占全球22%,碳排放量接近全球30%。过去十年间,全球能源消费增量有超过50%来自中国,全球碳排放增量中有60%来自中国。中国不仅对世界减排影响最大,同时它也最具有动力和能力在气候变化方面行使自己的全球领导力。

减排现在已经是中国最紧迫的议题之一,大气污染已成为最受民众关注的问题。中国政府已经下大决心治理空气污染,同时也在强力改变能源结构、改善能源安全、更多使用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以缓解全球变暖的压力。科学研究表明,中国和亚洲20亿人口的主要水源——青藏高原的冰川由于气候变暖正在逐年退缩;长江、黄河等主要河流面临水量大幅减少甚至断流;中国北方的干旱将长期持续。如果海平面由于气候变暖而上升,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沿海地带将首先受到威胁。上述这些都关系到中国最基本的生存,且迫在眉睫。化解这些危机是中国减排的最大动力。

中国政府要想在较短的时期内解决污染和能源结构问题,需要在短期和长期目标间做出取舍,同时一旦下定决心,其执行力度也会很大。中国从2006-2010年间,通过关停并转高排放高污染企业,使得单位GDP减排高达19%;在“十二五”期间,单位GDP减排高达17%。这些事实证明了中国政府在领导世界减排方面的能力和信誉。

过去20年来,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效果不彰,外交渐入死结。事实证明,西方各国所建立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多边体系,无法从混乱的多方博弈中走出,无法开始具体而有强制力的减排。美国曾经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领导者,但由于近年来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美国政府无法对世界做出有意义的承诺,它在气候变化议题上正逐渐丧失其领导力。欧盟诸国重视气候变化,但其排放日趋降低,如今已不足全球排放的十分之一,同时其内部纷争不断,更显心力不足。印度作为排放大国,对此议题的考虑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共识。其他排放大国如巴西和俄罗斯,因为各自内政问题而焦头烂额,不可能指望它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担起全球领导重任。由于缺乏领导和远见,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机构,诸如世界气候变化峰会,目前陷入胶着状态。从哥本哈根到里约热内卢,世界气候大会一直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共识和实际成果。目前只有中国有能力领导新一轮的国际会谈和承诺,打破在具体议程和执行上的僵局,引领世界气候变化机构走向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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