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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

李光耀提供了西方治理的替代选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柯成兴:普遍主义观点已不再那么有说服力,西方甚至开始反思亚洲存在替代模式。李光耀的新加坡模式打破了西方模式的普世认知,这让世界更加丰富。

就在不久之前,我的前辈和同事还习惯性地认为,我们只需研究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运作就够了,因为普遍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成功堪称典范。仅有的例外情形要么太过特殊,要么规模太小,而且差不多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已发表了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亚洲奇迹之谜》(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也已发表了逾20年。然而,如今这些普遍主义的观点都已不再那么有说服力。相反,在西方经济体自诩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时代崩盘六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正在反思一个问题:“人们将愈发注意到欧盟和美国政府的功能失调,原因是(他们还存在一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担忧:眼下存在着一种亚洲替代模式”。

就在今天,最早勾勒这一替代模式的独立思想家李光耀(Lee Kuan Yew)去世了。他以恢弘的愿景和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把一个遍布沼泽的热带岛屿建成一个大都市,不仅拥有清廉、精巧、高效的公共部门,还享有高于美国的人均收入。在政治理念、教育、工业、及高科技方面,他为新加坡打造了全球都无法超越的景观。他对新加坡数百万人的生活的直接改善也不可估量。许多国家的体量虽远大于新加坡,但它们的领导人却总是在寻求李光耀的看法和建议。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掩饰李光耀模式中的缺陷和矛盾。即使是李光耀最狂热的仰慕者,也会乐于承认他的缺陷和矛盾。李光耀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获得了双重一等荣誉学位(Starred Double First)。不过他决定在律师资格考试前放弃在伦敦的课程,最终律考获得了二等而通过。

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一面在积极确保新加坡不会发生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幕后却对新加坡秘密共产党员的隐秘领导人持默许态度。他还效仿在梵蒂冈见到的模式,打造新加坡的民主制度——这种模式下只有教皇提名的红衣主教才能被选为下任教皇。在提到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或最信任的人时,他曾说他们“烦人……说起话来沉闷单调、含混不清、照本宣科,一看就很无聊”。

作为总理,他还曾将政治反对派的人士弄到破产,或将其投入监狱。他除了对新加坡充满信心,还在新加坡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但他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不想被人赞颂或奉承。在谈论妇女问题、贫穷问题、以及受压迫者和当权者的关系问题时,他的讲话经常带着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蔑视态度。然而,他为打造和谐而又和平国家的努力却超过了东南亚任何人。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种族都感觉深受欢迎。此外,李光耀还是妇女心目中最亲爱、最乐于奉献的丈夫。

李光耀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普世性,展示了一条独特道路,这也告诉了西方世界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严酷事实真相,而正是这一点,让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译者/何黎

(注:本文作者柯成兴(Danny Quah)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和国际发展学系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 mojing.huo@ftchines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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