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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

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后遗症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马丁·沃尔夫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媒体人–经济学家”,他在新著《转型与冲击》中指出,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比发达国家的危机本身,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危险更大。我期待马丁今后能对中国经济发表更多的看法。

【编者按】本文为中国经济学家余永定为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新著《转型与冲击》序言(英文版《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中文版由中信出版社近期推出)。两人相识近二十年年,余永定认为马丁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其新著用大量篇幅讨论了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挑战,中国以及经济学家可从马丁思考中得到启发。FT中文网获得授权首发刊出。

马丁·沃尔夫无疑是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媒体人”或“媒体人–经济学家”。世界各国的经济决策者和经济领域从业人员每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大概就是翻阅英国《金融时报》,而在浏览过《金融时报》的头版头条之后,他们要做的第二件事大概就是要看看马丁在他的专栏中说了些什么。我与马丁相识近20年,他对全球经济的洞察力一直让我深为佩服。他提出的尖锐问题常常迫使我对一些问题重新思考,他的观点始终是我自己观点的重要参照。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经济学家纷纷著书立说,重构危机爆发过程、分析危机爆发原因、预测危机后果和总结危机经验教训。在这些专著中,最有影响的包括斯蒂格利茨的《自由落体》、拉詹的《断层线》、鲁比尼的《危机经济学》、索金的《大而不倒》、吉莲·邰蒂的《疯狂的金钱》、罗格夫和莱因哈特的《这次不一样》、席勒的《终结次贷危机》以及保尔森的《峭壁边缘》等。马丁在《转型与冲击》中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前因后果做了全景式的诠释。我毫不怀疑,马丁的新著将同前述著作比肩,成为帮助读者理解金融危机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又一力作。

本书并未详细描述全球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演进过程(因为其他人已经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马丁主要讨论了本次危机的严重程度、各国政府采取的异乎寻常的反危机政策,以及两者的经济后果。

马丁尽管对西方国家政府未能防止危机的爆发痛心疾首,但却对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的金融稳定措施给予了充分肯定。

稳定金融的措施不外乎三个方面:给金融机构注入资本金、提供充分的流动性以及为债务提供担保。在实现了金融稳定之后,为了刺激经济增长,除把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利息率降低到零之外,美联储还推出了所谓非常规的“量化宽松”政策——即美联储从主要金融机构手中大量购买长期资产,其中不但包括国债而且包括私人资产,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这样的有毒资产。而在正常情况下,为了影响短期利息率,美联储只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购买短期国债。“量化宽松”的目的,按马丁的说法,是“为银行提供资金、降低政府债券收益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鼓励信贷增长”,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则是恢复经济的正常增长。

目前看来,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后的一系列金融稳定措施是成功的。美国政府,特别是美联储的非常规政策,使美国经济避免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厄运。但是,对于这些政策的长期后果,我依然心存疑虑。理由有四:第一,日本是零利息率和量化宽松的始作俑者。在某些时段,日本经济也曾出现过恢复增长的强劲势头。但经过20多年的挣扎,日本经济最终还是没有走出困境。第二,量化宽松的实质就是大量印钞,尽管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从直升机上撒下的钞票并未转化为通货膨胀,但在美联储成功回收这些钞票,即成功“退出量化宽松”之前,没人可以高枕无忧。此外,由于没有历史先例,没人知道在美联储回收钞票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三,量化宽松政策使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等资产持有者避免或减少了损失。资产泡沫崩溃后,资产在不同持有者之间的转换意味着财产和收入的重新分配。稳定金融市场必然有人付出代价,但这种代价的分配是否合理,是公众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特别使人担忧的是,金融市场恢复稳定的代价最终是否会转移到像中国这样的美国资产的外国持有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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