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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康

周永康案的启示:宪法还是暴力?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周永康案说明,一味强调维稳,借重暴力部门和利诱手段反而是社会稳定和党政中枢安全的真正威胁。中国要避免风险,就要回归宪法,以德服人。

一个月前对周永康的审判,以受贿、滥用权力和泄露国家秘密的罪名判处他无期徒刑(上图为周永康在法庭受审的一个场面——编者注)。按现有中国的法律,这显然是极轻的量刑。原因在于,这几个罪名放到一个曾经在十年内执掌全国武装警察,从而把国家安全以致党政中枢的安全集于一身的人身上,就要放大百倍万倍。受贿做什么,泄露什么机密,权力被滥用在什么地方,就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水平。权力和权力是不一样的,决定将建设项目交给谁做和决定杀谁绝不是一回事。据报道,周永康曾与薄熙来约定要“大干一场”,大概不是指唱唱红歌。

一味强调“维稳”是社会和党政安全的真正威胁

更严重的问题是,这样做,并非周永康有多么狡猾,而恰是中国现有的制度结构使然。这种制度结构,就是放着作为社会共识的宪法不用,而要以暴力高压或利益诱导,对在社会冲突的弱势一方进行“维稳”。这显然是一种舍本求末的作法。因为从政治学角度看,暴力和利益这两者,都是靠不住的。汉娜•阿伦特指出,暴力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其“不可预期性”(“论暴力”,载《共和的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第80页)。这不仅指暴力的程度,也是指暴力的方向。至于利益,中国早有《尚书》说,“民心无常,惟惠是怀。”利诱的最致命的缺陷,就是一旦没有利益的资源,“心”就会变,因而利诱带来的稳定不会长久。

更危险的是,因为“维稳”需要暴力,就要借重暴力部门,就要给他们更好的条件,就要向他们让步。这样一来,就会养虎为患。这并不是说,暴力部门的人天生就是“虎”,而是说,当握有暴力资源的人又不受约束的时候,他们的凡人心理承受不了动用这种资源为自己牟利的诱惑,他们的行为就会偏离正常状态。这在古代皇帝的禁卫军的行为中经常能够看到。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爱德华•吉本说,罗马皇帝建立了“一支强大的禁卫军,随时用来保卫他的人身安全、威吓那些元老、并用以防止或尽快摧毁刚露头的反叛活动。这些士兵都受到特别的优待,工资加倍,而且还享受着许多特权;但由于他们强大威力可能会使罗马人民在万分惊愕之余,同时更感到十分愤怒”(商务印书馆,1997,第98页)。

另一方面,对于皇帝来说,禁卫军“常常也是致命的。…… 长期处在这种由一座富饶城市提供的安逸、奢侈的生活之中,自身具有莫大权力的意识培养了他们的骄横;渐至使他们不可能不感到君王的生死、元老院的权威、公众的财富、帝国的安危实际全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为了使禁卫军不致沉溺在这危险思想之中,一些最坚强、地位最为稳固的皇帝也不得不恩威并用、赏罚兼施,尽量满足他们的骄纵,争取他们的欢心,对他们的越轨行为一味姑息,用大量赏金以买得他们的完全不可恃的忠诚;这赏金自从克劳狄乌斯一步登天以来,便成为每一个新皇帝继位时不能不支付的合法报酬。”但这仍挡不住禁卫军杀掉皇帝本人,并把皇位当成可以拍卖的资产(第98~101页)。

因而,一味强调“维稳”,借重于暴力部门,反而是社会稳定乃至党政中枢安全的真正威胁。尤其是在“维稳”需求大幅增加却资源不足的情况下,赋予暴力部门“创收”的权力,就会造成对民众的严重侵害。据报道,2003年,四川某县财政只给公安部门五分之一的经费,让他们“创收”的部分相当于全县每个人被罚款20元(财新网,“周永康的三基石:石油、四川、政法”,2014年7月29日)。这种全国普遍的情况只有过局部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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