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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匈牙利:自由进程大逆转?

FT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匈牙利曾经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自由化改革先驱,如今却出现了“U型大转变”,原因何在?我决定去匈牙利看看,获得一些感性认识。

那是我离开匈牙利的前一个晚上。

我把布达佩斯两栋最著名的建筑留到了我的匈牙利五日游的最后时刻:匈牙利国会大厦富丽堂皇,让英国伦敦的国会大厦相形见绌;圣伊什特万大教堂气象万千,一点儿都不逊于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仰望着这两栋宏伟的建筑,你很难想象它们所处的国家,其实只是一个人口还赶不上北京的小国。(上图为匈牙利国会大厦——编者注)

但真正让我感到震惊的,却是在这两栋建筑杰作之间的发现。

在国会大厦和大教堂之间,有一个不大的广场,名叫自由广场。广场北端有两座相距不远、但不甚协调的雕塑:一座雕塑是“苏联红军纪念碑”,纪念苏联红军从纳粹手中解放布达佩斯。据说自1989年匈牙利“变天”后,一直有人提议要拆除这个纪念碑,但不知为什么,尽管匈牙利拆除了斯大林塑像、列宁塑像和其它许多象征着红色历史的雕塑,但这个纪念碑却保留了下来。另一座雕塑是美国前总统里根的雕像。众所周知,里根是出了名的反苏反共鹰派政治家。

广场南端则矗立着另外一座形状奇特的雕塑:一只凶恶的老鹰,向一个手持圆球的天使伸出鹰爪。但更吸引人们注意力的,不是这处雕塑,而是雕塑前小路的护链上挂满的形形色色的物件,包括标语、纸条、书籍、作为纪念的鹅卵石,还有许多老照片、旧皮箱、破皮鞋等个人物品,不远处,还有一处挂满了标语的木架子,最上方悬挂着一幅英文的大字标语:“欧尔班先生,拆除你的纪念碑!”

一个中年男子正在认真地用照相机拍摄这些标语。等他拍完,我与他搭讪,知道他是布达佩斯当地人,但能说不错的英语。我问他那些标语的意思,他说都是抗议这座纪念碑或抗议匈牙利现政府的民粹主义政策的,他说,这座纪念碑是一年前在匈牙利现总理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命令下深夜偷偷地搭建起来的,老鹰象征着纳粹德国,手持圆球的天使象征着二战时期“无辜的”匈牙利,但抗议者认为,这是对二战历史的篡改,因为德国占领期前的匈牙利政府绝非“无辜”,它不仅与纳粹德国结盟,而且积极迫害本国的犹太人。1944年,纳粹德国军队占领了匈牙利以后,又在其扶植的匈牙利傀儡政权的协助下,屠杀了数十万匈牙利犹太人。

他还告诉我,尽管纪念碑底座刻着“纪念德国占领时期的受害者”的字样,但抗议者认为,该纪念碑其实是对德国占领的纪念,是对匈牙利战时政府罪责的抵赖。他说,真正的纪念碑,其实是小路护链上挂满的那一排旧文物,因为那是纳粹德国及其匈牙利帮凶们屠杀的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真正受害者的亲友提供的真实历史文物,每一件文物都是对那座丑陋雕塑的反证。

自由广场。三座奇特的雕塑。

曾经的“修正主义老巢”

从小到大,我一直梦想着去匈牙利看看。

原因?首先是因为这个国家曾经跟中国一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次是因为它跟中国很不一样,即使在前社会主义阵营,也是一个“麻烦”不断、一直搞自由化试验的国家。

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那时的苏联和东欧国家,都是中国眼中的“修正主义国家”,而匈牙利则是“修中之修”:1956年,该国发生了“反革命事件”,差点儿变成纯粹的资本主义国家!1976年,在我中学快毕业时,北京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中国版的“反革命事件”,中国官方索性把这次事件的所谓“黑手”邓小平称为“邓纳吉”。纳吉是在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东山再起的该国总理,与邓小平的经历有着某种相似性。那时,我曾窃想,如果我有旅行自由,第一个想去的国家就是匈牙利,我就是要去看看这个“修正主义老巢”、纳吉的故乡。

文革结束后,匈牙利更是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自由化改革先驱,关于匈牙利的新闻一直吸引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但阴差阳错,当我后来终于有了旅行自由时,我的确去过许多国家,包括许多东欧国家,但就是没有去过匈牙利。

最终促使我下了决心去这个国家看看的,还是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János Kornai)的一篇文章。这篇今年6月10日发表在FT中文网的题为《匈牙利U型大转变的启示》的文章,开篇时这么写道:“匈牙利是个小国,原材料匮乏,人口只有1000万。目前其领土上没有爆发内战,也没有出现什么民众起义或恐怖行动。它一直未被卷入任何战争,不曾面临即时破产的威胁。那么,为何匈牙利发生的事情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呢?因为属于北约和欧盟一员的匈牙利,正在抛弃1989~1990年政权更迭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民主、法治国家、自由工作的公民社会、多元化的精神生活,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攻击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机制……”

在科尔奈看来,匈牙利是15个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出现急剧转弯的国家。

科尔奈是匈牙利最著名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以批判计划经济而闻名于世,“科尔奈热”曾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席卷过整个中国经济学界,他的话应该有很大的分量。此外,自从欧尔班2010年重新上台以来,西方舆论也一直对匈牙利的种种变化感到震惊,大多持批评态度。

那么,今天的匈牙利到底怎么了?一直是苏东集团自由化先驱的国家,怎么一下子成了自由化逆行的先驱?

这似乎更加深了这个国家的神秘性和诱惑力。我决定利用今年的假期,去匈牙利看一看。

旅游大巴一路聊

我选择了可能让许多中国“驴友”不屑的旅游方式:大巴旅行。之所以如此选择,一是为了看看沿途各国的风光(途经七国),二是为了在车上找一个来自匈牙利的旅伴聊聊,算是对此行的预热。

还算幸运,与我邻座的就是一个在伦敦打工、请假回国探亲的匈牙利80后男青年,我们用英语聊了一路。据他说,现在英国有30多万打工的匈牙利人,是英国境内除波兰人之外最大的一支来自东欧的打工者群体。我很惊讶:“为什么英国媒体提到东欧移民时,总是提到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却很少提到匈牙利人?”

他回答说,那是因为匈牙利人很低调,也不爱扎堆儿,“例如,在伦敦的波兰人有自己协会、自己的报纸、经常举办自己的活动,但在伦敦的匈牙利人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我追问。

“有人说,匈牙利人可能是所有欧洲民族中最互相厌恶的一个民族,”他笑着说。

但他一定是全球最不恋故土、最爱漂泊的人之一。他出生在匈牙利小镇圣安德烈(Szentendre),在首都布达佩斯长大,尽管今年才31岁,但已经在许多国家生活、工作过,即使在一个国家工作,他也会选择不同城市,例如,他在加拿大工作了18个月,但这18个月是分别在多伦多、蒙特利尔、哈利法克斯度过的。“最近这些年,我一直在匈牙利、克罗地亚、英国之间穿梭:匈牙利是我探亲的地方,英国是我打工的地方,克罗地亚是我度假的地方。”

“为什么选择克罗地亚度假?”

“因为克罗地亚原来就是匈牙利的一部分。”他脱口而出。

他的回答让我吃惊。当我试图问个究竟时,他又换了一个话题:“你知道斯洛伐克吗?”我说:“曾经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部分,后来与捷克和平分手了。” “错了!”他得意地纠正我,“斯洛伐克也是匈牙利的一部分,后来被强行割走了。我们的领土原来很大,后来被迫割让了许多土地,连出海口也被夺走,结果成了一个内陆国家。克罗地亚就是我们过去的出海口。”他的言辞中带着某种愤愤不平。

他说,他不喜欢共产主义者,他没有把匈牙利当作自己工作和度假的地方,部分原因也是因为匈牙利充斥着前共产主义者,“他们总想着恢复到过去的好时光”。有趣的是,他自己的亲生父亲,曾经是社会主义时期匈牙利军队的高级军官,但他说,他与父亲的关系从来都不好,因为父母后来离婚,他一直与母亲关系更亲近。

“你对匈牙利现任总理欧尔班的看法如何?”我好奇地问。

“我喜欢他。每次选举我都投他的票。”他直言不讳。

没等我问原因,他接着说了下去:“因为他也不喜欢共产主义者,他采取了措施不让共产主义者卷土重来。他也强调传统价值,捍卫传统价值。”

后来,我们转移到了其它话题,但他仍时不时地回到这个话题,重申他对欧尔班的支持。

我感到不解,一个不恋故土、喜爱漂泊的年轻人,却一直投票支持一个宣称捍卫传统价值的右翼政客。不知道像他这样的海外匈牙利人多不多?但从欧尔班连选连任这一事实来看,至少欧尔班在国内有着很高的民意支持率。难道科尔奈的看法仅仅代表了在匈牙利占少数的知识精英的观点?

从匈牙利返回英国后,我上网搜了搜相关的资料,恶补了一下有关匈牙利当代政治和近代历史的知识。

1989年苏东“变天”后,欧尔班一直是匈牙利政坛上呼风唤雨的常客,尽管他今年才52岁。1998年,时年35岁的欧尔班成为匈牙利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尽管后来在2002年大选中落选,但2010年他东山再起,领导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简称青民盟)及其盟友基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赢得了议会中2/3以上的议席,并在2014年大选中巩固了这一战果。

匈牙利曾经是欧洲列强之一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获得独立,但作为解体的奥匈帝国的继承者,战败国匈牙利被迫签署了《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本身因此失去了72%的领土,分别被割让给新成立的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等国家,原来的2090万人口也剧减为760万,导致至今几个邻国仍有数目相当大的匈牙利语人口。2010年,欧尔班重新上台后,曾修改宪法,设立了一个新节日,纪念这个被视为匈牙利“国耻”的《特里亚农条约》。

自由的悖论

布达佩斯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历史。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在匈牙利首都漫步,即使你只是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你也避不开一个年份:1956年。

国家博物馆门前,是一个露天的展览,展示着匈牙利与共产主义的一段历史相遇。似乎都是悲剧。当然,展品有1956年的那次事件。

称呼也是历史。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文革后则把它称为“匈牙利事件”。苏联出兵镇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苏东集团,包括匈牙利自己,都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1989年后,匈牙利则把它称为“1956年匈牙利起义”。

国家博物馆门内,是更细、更深的历史。现代史部分,更是把“1956年匈牙利起义”作为核心内容。

匈牙利国会大厦前的广场上,有一个地下展览厅,名字就叫“1956”。地面上的护栏是用充满了弹孔的铁板做的,也许是当年入侵布达佩斯的苏军开枪留下的?地下展厅中陈列着有关“1956年匈牙利起义”的文物、图片、幻灯等。

不过,在布达佩斯这个历史名城中,再也没有什么地方能比“56年人广场”(匈牙利文:Ötvenhatosok tere,英文:56ers Square)更能浓缩匈牙利近现代戏剧性的历史了。

在社会主义时代,“56年人广场”名为“游行广场”,当年的匈牙利党政领导人曾在巨大的斯大林雕像下阅兵。“1956年匈牙利起义”发生时,人们推倒、砸碎了斯大林塑像。起义被镇压后,当局又在斯大林塑像所在的地方立起了一座列宁塑像。1989年匈牙利“变天”后,列宁塑像也被移走,此地建起了“1956年匈牙利起义”纪念碑——那是一片金属森林,先是零零散散、后是越来越密集的金属柱,都已生锈,最后汇合成一块不锈钢的三角锥状体。

辞别布达佩斯前的那个上午,我再一次来到了自由广场那座“老鹰与天使”雕塑前。与前一天晚上相比,阅读抗议标语的人多了起来。我与其中两位能说英语的匈牙利年轻女子交谈起来。一位是在布达佩斯上大学的学生,说的英语带着浓重的匈牙利腔,另一位是她的朋友,在英国生活、工作了多年,讲的英文带着一点儿英国腔。

她们对欧尔班的右翼民粹主义政策颇为反感。目前住在英国的那位女子说,欧尔班的政策有着某种排外、反移民的色彩,但讽刺的是,匈牙利本身就有许多人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打工。那位大学生说,欧尔班试图利用反共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利用1956年事件摧毁匈牙利左翼反对党的道德基础,但他在经济上强化国有制、在人事安排上搞任人唯亲、在政治上打击民间团体、压制异议声音的做法,却与共产主义殊途同归。她的朋友补充说,欧尔班在国内政策上靠反苏反共捞取政治资本,但在外交政策上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得越来越近,甚至公开表示他对普京的欣赏。

“那能不能说匈牙利已变成一个专制国家呢?”我问。

她们两人都犹豫了一下。住在英国的那位女子先回答说:“现在还不能这么说。我们毕竟还有一定的自由。反对党尽管十分脆弱,但还没有被取缔。自由派的媒体尽管受到种种限制,但仍然还可以批评政府。这些抗议标语在这里生存了一年多,没有被撕毁、清洗,也是证明我们国家仍有一定自由的例子。”

“但抗议标语存在了一年多,也没有导致这个纪念碑被拆除。”我反驳她。

那位大学生似乎也理清了思路,加入了我们的讨论:“但我们毕竟还有选举。欧尔班毕竟还是选民选出来的。”

“那普京也是选民选出来的。”我说。她俩一时语噎,不知该说什么好。

离开匈牙利几天后,我一直都忘不了那天在布达佩斯自由广场与两位匈牙利女青年展开的关于自由的讨论。回顾一下自1989年匈牙利“变天”以来的历史,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历史不仅没有终结,历史有时也是可以逆转的;

2)民主与自由并不总是一直手牵手、肩并肩的,这个世界上,有自由的民主国家,也有非自由的民主国家(如果你仅仅把民主定义为有定期的投票选举),靠选举上台的人也有可能是厌恶自由的;

3)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中,逆转自由化进程的主导者并不一定都是前共产党人,也有可能来自反共的右翼阵营;

4)匈牙利有着长期的政治专制历史,从奥匈帝国,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纳粹德国结盟的独裁政权,再到苏联控制的社会主义政权,期间虽有过自由化试验,但没有长期的民主传统,这样的国家,出现逆转,不足为奇;

5)有着“国耻”历史的民族,最容易被民族主义的宣传所蛊惑、被民粹主义的政策所裹挟……

据报道,就在那座“老鹰与天使”雕塑被偷偷运到自由广场之后的第6天,欧尔班在罗马尼亚对当地匈牙利语社区领袖发表演说时宣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表明,“自由民主国家无法在全球维持竞争力”,他表示,匈牙利要在民族的基石上建立一个“非自由的新国家”,他把俄罗斯、中国、土耳其列为“成功国家”的榜样,并且表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自由国家,其中有些国家甚至不是民主国家。”

在今年6月底公布的关于世界各国民主状况的最新报告中,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把匈牙利的评级,从“巩固的民主国家”,降为“半巩固的民主国家”。

据说,有人曾对匈牙利自由广场的命名提出质疑:这个广场的一端是纪念苏军占领的雕塑,另一端是纪念德军占领的雕塑,还有什么资格以“自由”来命名?

也许,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匈牙利人,就是19世纪著名诗人裴多菲(Sándor Petőfi)了,而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匈牙利文化产品,就是他的那首由殷夫译成中文的诗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匈牙利人把裴多菲视为民族英雄,而一个把自由赋予这么高位置的民族,当然最有资格以“自由”来命名她的广场了。

许多中国人也许不太熟悉另一位匈牙利诗人费伦茨•克尔切伊(Ferenc Kölcsey),他是匈牙利国歌的作者。这首国歌在反复吟咏着匈牙利民族不幸历史(“在与敌人的搏斗中,长期遭受厄运的打击……在苦难的海洋中,长期遭受厄运的打击……”)的同时,也谈到了自由:“自由之花不会从死者的血泊中绽放……”

当然,自由之花也不会因试图掩盖罪证而洗掉死者血迹而绽放。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 weicheng_ft@yahoo.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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