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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犯罪

中国需为死刑改革继续凝聚共识

FT中文网撰稿人刘波:集资诈骗罪废除死刑说明,专家与大众并非对立,而是法治改革的盟友关系。在死刑适用范围缩小后,死刑执行中暴露出的问题将变得日益突出,而这些难题的缓解需要依赖社会的合力。

死刑问题一直牵动着中国人的神经。药家鑫案、聂树斌案、曾成杰案、呼格吉勒图案……近年来的许多争议性案件都直接涉及死刑问题,或者是死刑的判决,或者是死刑的执行。

在死刑问题不断搅动公共舆论之时,中国的死刑制度也在逐渐地经历变革。8月29日中国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再次取消了九个死刑罪名。在这九个罪名中,集资诈骗罪的死刑尤为引人注目,因为这个条款的背后有着许多故事,最著名的当属吴英案。在2012年全国“两会”闭幕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曾专门就此事回答记者提问。三个月后,吴英案终审改判死缓。2014年7月11日,吴英从死缓减刑至无期徒刑。

吴英,这个曾是商业先驱后又直面死亡的人,最终躲过了死刑。当时,无论是普罗大众依靠直觉,还是法律专家依靠严密的逻辑和推理,都曾做出她“罪不至死”的结论。然而人们也许会猜测,正是吴英案所涉及的政治因素救了她一命,因为吴英案当时已经成为中国司法改革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但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通过,因集资诈骗罪而“掉脑袋”的风险,至少终于在成文法层面消失了。毫无疑问,这是死刑制度改革的一次进步。

事实上,对集资诈骗罪取消死刑是水到渠成之举。长期以来,不仅法学界要求对该罪“废死”的呼声甚高,金融学界也与法学界相互呼应。最终,对于绝大多数经济犯罪取消死刑,在成为学界共识后,随着刑法修正案(九)的通过,也成为了中国法律制度的现实。

其实在上次修订刑法时,就有对集资诈骗罪“废死”的呼声,只是因为反对者的抵制而拖延到现在。对其“废死”的理由不胜枚举。比如,该罪的主要要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这在审判中难以认定,容易导致误判,而误判可能直接导致“误杀”。同时,集资行为合法与非法的界限比较模糊,自由裁量空间大,很多集资者并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可能被司法机关判定为犯罪,而刑法威慑功能发挥的重要前提是,犯罪者对其行为性质和后果有清晰的认识,从而主动避免犯罪,但集资者诈骗罪的模糊性影响了这种威慑功能的发挥。

另一方面,不仅从法理,而且从现实政治社会经济环境的角度来看,对集资诈骗犯罪适用死刑也容易招致各种恶果。首先,中国地下金融暗流涌动、野蛮生长的重要原因是金融管制与抑制,而严厉惩治集资者显然并非治本之策。其次,各地的集资者往往并非普通人物,而是在地方政界商界广有人脉,并使人误以为其集资行为背后有官方的隐性担保,而一旦资金链条崩溃而导致民怨与群体性事件风险,并可能危及一些官员的乌纱帽时,他们又可能将集资者推出作为替罪羊,此时死刑可能成为一种“灭口”手段。

当然,这些都已成为历史,围绕集资诈骗罪死刑的争议,最终在法律文本层面得到了合理的解决。经过多次改革之后,中国死刑适用范围集中于杀人、危害公共安全等恶性犯罪,已比较符合当前现实和社会心理。未来,中国死刑适用范围的进一步缩小是否还有空间,取决于立法者、法学界和大众之间能否达成新的共识。

近年来许多学者以国际潮流为由呼吁屈废除死刑,但也有一些法学家强烈反对,认为这在中国社会过于“超前”,而且一些全面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正在反思这种做法的利与弊。在这场争议中,中国社会其他领域常见的“专家”与大众之间的隔阂甚至敌对也经常出现,常常不免鸡同鸭讲、各说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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