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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国企改革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梁海明:国企改革的“混合所有制”核心是要加强国企营运效益的“混合经营制”,只引入民间资本是不够的,还应明确界定政府的放权范围和建立清晰的股权、分工制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企改革”已非新鲜事。过去几轮改革,分别致力于推动国企放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及重整资产管理体制,然而成绩却不显著。此轮国企改革与过去不同,首次鼓励国、民企互相参股的“混合所有制”,对内兼并重组,练好内功做大、做强、做优,对外则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强强联手“走出去”,以在国际市场中提升竞争力,可以说让外界充满幻想和期待。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也应留意一些问题。

其一,国企改革可能制造更大的垄断。近日的南北车合并可理解为避免同业竞争,共同联手“走出去”。可是,如果未来接连出现“神油”、“神船”和“神钢”等央企大合并,由于这些央企原本已具规模经济效应,双方再合并能否发挥“1+1>2”的效应尚难预料,巨头合并的结果有可能带来更大的垄断,有违给市场放权的“混改”本意、甚至是背道而驰。

其二,绝大多数民企事实上较难参与国企改革。全中国有逾百家央企、逾万家国企,不少市值非常巨大,动辄逾千亿元人民币、甚至过万亿元人民币,如中石化旗下的零售业务估值已达逾3000亿元人民币,民企即使入股30%也需900亿元人民币。且不论民企是否对入股感兴趣,仅看现今民企的规模,除了阿里巴巴、腾讯、万科、万达、平安保险和复星等十数家民企有此实力之外,大多数民企短期内可能较难加入这种“蛇吞象”的游戏中来。

其三,民企参股未必能提升竞争力。在中信集团重组之前,原本持有不到60%股权的中信大股东,在整体上市之后股权反增至75%,拥有绝对控制力,其他股东更难挑战管理层。若这种情况在未来国企改革中继续出现,那么短期而言,引入民营仅达到了帮助筹集部分资金的目标,至于能否利用民企股东来提升央企、国企经营的潜力、效率,能否让股权结构的变化来倒逼国企改革,当中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之下,国企改革要取得进展,笔者建议或可更多考虑在海外企业联盟、完善法制配套和完善分工制度这三方面下工夫。

在海外企业联盟方面,过去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革,不少都曾引入海外资本作为战略股东,实行拥有权和管治权分开的现代化管理。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政策因素的考虑仍高于对经济因素的考虑,难免让外界产生虚有其表的印象。

如今国家推行“一带一路”建设,倡导国企更多进行海外投资。在以往的“走出去”过程中,遭遇不少诸如合同遭毁、“水土不服”、难以打开对方市场等难题。因此,笔者建议,未来要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以及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国企不仅要引进战略股东,还应考虑更进一步通过与海外企业联盟的方式打开国际市场,并通过结盟的方式从中获取更多有益经验,倒逼国企改革。

企业联盟或称“卡特尔”(cartel),其概念源于欧洲,意大利语的“cartello”原意是一张纸,企业间签订的协议书,延伸的意思是由多个企图垄断市场的企业,发起控制产品或价格的联盟。不过,这种理解比较狭隘,并不符合当今企业联盟,尤其是海外企业联盟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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