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药学家屠呦呦与美国和日本科学家共同获得2015年诺贝尔医学奖。这是中国内地科学家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终于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诺贝尔科学奖零的突破。然而，屠呦呦的研究过程和获奖经历也暴露出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存在的严重问题。

创新能力衰退

屠呦呦的获奖成果发端于40多年前“抗美援越”的军工项目。1960年代初美国出兵越南后，双方军队都因疟疾造成严重减员，越方向中国求助。1967年由中国军方牵头，组织七个省市60多家科研单位协力攻关抗药性恶性疟疾防治，称为“523任务（523项目）”。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在1969年接受了抗疟疾药研究任务。由于“文革”时期部分资深科研人员只能“靠边站”，当时还是助理研究员的屠呦呦被任命为中药研究所“523任务”研究组组长。“文革”时期全国科研几乎都停顿了，科研人员能接受这样的研究任务而不用去“搞革命”是很幸运的，都会很珍惜并不计名利地投入。屠呦呦领导课题组从系统收集整理历代医籍、本草、民间方药入手，对200多种中药开展实验研究，历经380多次失败，1971年发现中药青蒿乙醚提取物的中性部分对疟原虫有100％抑制率，1972年从该有效部分中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命名为青蒿素。1978年11月，全国“523”领导小组召开治疗疟疾科研成果鉴定会，宣告了青蒿素的研制成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屠呦呦对于发现青蒿素的贡献得到了国际认可。

按理说，“文革”动乱已结束几十年了，现在中国的科研条件比改革开放前好得多了，然而，1949年以来中国为数不多的世界级或有世界影响的科研成果却多出现在“文革”时期（如屠氏参与研制的青蒿素、袁隆平发明的杂交水稻），或“文革”前（如1965年中国科学院生化学所等单位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今年10月8日《第一财经日报》（第1版）以《下一个“屠呦呦”在哪儿》为题的报道提到：“‘在市场化体制下，中国的新药创制却远远落后于国际。’一位药监体系的官员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每年中国都有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科研经费，但对于新药的创制并没有起到推动作用，成果不多，而‘浮夸风’式的论文却不少，甚至出现论文造假。”这段话不仅揭露了中国现行科研体制的弊端，也让人们联想到在中国医院许多危重病人不得不用进口自费药才能维持生命或治疗，国人蜂拥到日本购买药品等旧闻和新闻。其实，岂止是医药学界，现在国家每年投入数千亿乃至上万亿的科研经费，但鲜见世界级的科研成果。相反，国人论文抄袭或造假的新闻却屡见不鲜。如今年3月，英国BMC出版社（BioMed Central）撤回41篇中国学者论文。今年8月，全球著名的学术期刊出版集团斯普林格（Springer）宣布撤回旗下10个学术期刊已经发表的64篇论文，这些文章也全部出自中国作者。两个出版机构撤销论文时给出的理由都提到“同行评价过程中涉嫌造假”的说法（《中国青年报》2015年9月17日第1 版）。

以上这些现象表明，中国政府大量科研经费的投入未必能推进科学和学术的进步和创新，反而却会导致严重的学术腐败。中国大学教师平均基本工资不足发达国家大学教师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少数中国学者的灰色收入或特权收入却远高于发达国家大学教师的收入。中国大学内教师之间的身份等级之多和贫富差别之大，在发达国家一流大学是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