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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郑永年:中国未来30年的任务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接受FT中文网专访时表示:未来30年,中国最重要的任务是把已经进行的政策改革上升到制度和法律层面,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重视社会和制度建设,努力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无疑是近年来在中国最具公共影响力的政治学者之一。在他最近的两本著作《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和《未来三十年:改革新常态下的关键问题》中,他纵议中国发展道路与发展逻辑,为中国的改革与转型建言献策,并探讨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占据的位置。郑永年的观点往往能超越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给予公允和有说服力的解读与分析。

很明显,当下的中国正在经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中国正在进入后改革开放时代,未来可以轻松摘取的“低垂之果”越来越少,改革的阻力日益增大,各方面的挑战性也不断增强。应该如何认识近几年来中国反腐等行动的得与失?应该如何处理改革中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国的民主化建设应该走什么样的方向?中国又应为未来的发展培育什么样的思想资源?带着这些问题,FT中文网近期专访了郑永年。

郑永年认为,未来30年里,中国应该把目前正在政策层面推行的一些改革,逐步上升到制度层面,最后上升到法律和宪法层面。在下一步最重要的社会建设和制度建设,这样一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可望成为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以下是采访记录。

FT中文网:中国新领导层上台以来,政治、社会形势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总体上你如何看待这些变化?

郑永年:无论我们将这称为“改革”、“变革”还是“变化”,一个关键的字是“变”。先要说几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变化?变的东西都带来一种不确定性,如果不变,反而有确定性。我最喜欢的书就是中国的《易经》。《易经》的核心就是“变”,是a book of change。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变的,只有“变”这个道理是不变的。回到政治、经济、社会现象,无论是宪法和法律、制度还是政策,其实每个层面都要变化的,没有不变的。

十八大之后,中国在哪一个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十八大之后,宪法上没有变化,但是政策、制度两方面都变了很多。要问的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变化?要知道,发生变化是不容易的,尤其是体制的变化。可以看到,十八大以来的变化,首先是引入政策层面的变化,目标是最后引发体制上的变化,以后再上升到法律和宪法方面的变化,但是要一步一步来。比如最近的军队改革,先是政策方面的变化,最后是形成新的军事体制。此外,经济、行政体制、社会、反腐等层面都是这样的,先引入一些政策变化,最终的目标是体制变化,就是从治标到治本。如果制度不变化,“标”层面的问题以后又会重复产生,只有一步一步来变才合理。

FT中文网:十八大以来最大的变化之一就是反腐败了。反腐败一方面得到了不少民众的赞成和支持,另一方面也有批评,比如反腐败带有某种政治性,或者治标不治本等,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郑永年:首先,在任何国家,反腐败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政治任务。不讲政治的话就没有反腐败。这次反腐败和以前历次反腐败不同的是,这次带有政治任务——反寡头政治。我的判断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会出现经济寡头,“后共产主义”社会都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在十八大之前,这些经济寡头已经开始向政治寡头转变,中国官方对此叫“团团伙伙”,即党内的“非党组织”。这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寡头政治。比如周永康的系统,令计划的“秘书帮”等,都是从中央到地方、横跨几个部的复杂集团。军方也有类似的情况。那你说,反政治寡头需不需要政治的方法?所以反腐肯定是政治性的,这是没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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