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年，一个最为严重的现象是，有关“文革”或者“文革式的社会政治状态”是否死灰复燃卷土重来这一疑虑，不知不觉，有迹无形，如雾霾袭来，慢慢沉重地压在亿万人心头。如果说市民阶级依旧沉浸在反腐的“老炮儿”式复仇快感中，那么，政商学三界，尤其是知识界，春江水暖，对此趋势之忧虑愈深，忐忑不安，实为二十多年来所未之有也。
一方面，我们看到机关发文，各项决议重申改革开放、民主法治。其声调之高，蔚为主旋律。另一方面，伴随着经济下滑，失业率上升，股灾连连，以及最高权力配置上的“相权衰落”，高度集权似乎再度变成现实。“文革”式用语及其内涵的蕴意，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一类套话，居然再度成为官媒堂皇大词，令人惊骇。换言之，党国一体、党政一体、军政一体、经政一体乃至于君师一体的集权机制，在逐步推进民主法治的承诺远未兑现之际，反益强化，且借由强化国家治理能力之名，为前者张本，这便逸出了“改革开放”的固有含义了。如果说由此开导出一个总统制的宪法惯例，并进而经由立宪程序坐实总统制，也未尝不可，但因民主尚未登场，而操作方式濡有新权威主义浓墨重彩，遂不免令人浮想联翩，怕怕。大转折之际，可能，某种新权威主义是必需的，但其边际效应究竟如何，总是叫人七上八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