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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达沃斯

后斯诺登时代的悖论

FT专栏作家拉赫曼:斯诺登事件后,华盛顿和硅谷之间分歧加剧。但因欧洲和中国对硅谷巨擘的敌意,美国政府又觉得有必要维护本国企业的利益。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永远改变了网络空间的国际政治。2013年,这位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合同工泄露了有关美国政府监控网络的程度,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最初很大一部分辩论集中于强化互联网隐私的呼声。自那以来变得明显的是,在后斯诺登时代,网络空间的国际政治对几乎每一个重大的公共政策领域(包括商业、经济、国家安全、间谍活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的弹性)都有巨大影响。

在美国,斯诺登泄密导致华盛顿和硅谷(Silicon Valley)之间的关系严重恶化。谷歌(Google)和Facebook等美国互联网经济的巨头被客户可能对其服务失去信任的风险吓坏了。作为应对,它们加速部署有望保护客户隐私的新技术和加密形式。

不幸的是,在人们加剧担忧互联网隐私的同时,公众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焦虑也在加深。NSA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CHQ)等西方情报机构担心,通讯加密将使互联网“陷入黑暗”——使它们更难以监测潜在的恐怖袭击。结果是硅谷和华盛顿之间发生对峙,其背景是可能出台新法规。

网络安全也成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棘手问题。近年来,中国在加固其“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旨在屏蔽西方的“颠覆性”内容)上付出了更多努力。在后斯诺登时代,中国政府也已经对中国企业施压,迫使后者减少从美国购买技术。在这件事上,安全顾虑完全切合中国促进本土技术发展的目标。就美国而言,奥巴马政府一直抱怨美国企业是中国持续大规模工业间谍活动的对象。

美国和欧盟也很担心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网络攻击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2015年,美国人事管理局(OPM)被中国黑客侵入,导致约2000万经过了背景调查的美国公民的个人信息(包括逾500万人的指纹)泄露。在欧洲,俄罗斯政府被指在政治紧张时期向邻国发动网络攻击,使对方的网络瘫痪。首次攻击据称是在2007年,攻击对象是爱沙尼亚。乌克兰也在2014年经历了类似问题,当时正值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

直到不久以前,在建立有效的法律和协议框架、以规范网络空间的政府行为方面,国际上几乎没有付出丝毫努力。国际关系理论家往往将网络空间不受管制的性质与覆盖武器管制的国际条约体系进行对比。

全球各国政府未能在规范网络行为方面达成协议,这反映出科技的日新月异。美国方面也表现出不愿让本国一个拥有明显全球竞争优势的行业受到国际干预。任何此类举动往往会引发美国国会关于“联合国控制互联网”的警告。

然而,中国网络间谍活动的触角范围、加上后斯诺登时代的反弹,似乎正在影响着各方态度。在2015年9月最近一场中美峰会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就网络问题展开更密切的合作。两国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处理这些事务。该委员会包括来自双方政府的高层官员,似乎表明两国对待这些努力或许是认真的。

但是,并非斯诺登泄密带来的所有损害都能消弭。近年来,欧洲对美国互联网巨头的敌意日益加深。在法国和德国等国,首字母缩写词“GAFA”(谷歌、苹果(Apple)、Facebook以及亚马逊(Amazon))意在形容总部位于美国、据称恶性的企业联盟和网络力量。

2015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对谷歌展开反垄断调查,后者被指控滥用其在欧洲的市场支配地位。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甚至暗示可能会拆分谷歌——将其搜索引擎业务与其他功能分开。

欧洲反GAFA的举动和中国的行为使奥巴马政府陷入一个棘手境地。即使华盛顿与硅谷在国内隐私和间谍问题上存在冲突,但是在谷歌等企业成为外国监管机构和政府目标的情况下,华盛顿仍觉得有必要在海外采取行动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这就是后斯诺登时代的悖论。

译者/马柯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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