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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

继续有光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张力奋:有“汉语拼音之父”美称的周有光先生刚度过111岁生日。八十多岁退休后,他开始思考一些大的问题。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要从世界看中国。

有“汉语拼音之父”美称的周有光先生刚度过111岁生日。他出院不久,时常自嘲:“一定是上帝忘记了我”。八十多岁退休后,他的兴趣转到了如何“从世界看中国”。他说,对中国,一要乐观。二要相信进化论。

十天前,在冬日的北京,我去了一家书店。那里有个座谈会,庆贺周有光先生111岁生日。寿星已很少出门,缺席了。不久前周老刚病过一场,住进协和医院。他的老友、解放军总医院的蒋彦永教授告诉大家,老人已出院,基本稳定,还当场放了去病房探望时的录像片断。有光先生坐在轮椅上,像棵老树,半眯着眼,弱了不少。只有在听到他极为简练的答话时,我们才又重新找回他的机敏、幽默。有光先生在录像片段中言道:“年龄老了,思想不老;年龄越大,思想越新;年龄一年一年大,思想一年一年进步才好!”如果思想像叶片,那他仍闪烁着锋芒。

(照片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

有光先生的寿诞,让我们每个人想到了自己的年龄。人过中年,我对年龄有些敏感,40岁之后似乎再没有庆祝生日的冲动。周老过了111岁,他的名字是有光,晚辈也在分享他生命的坚韧与光芒。若以有光先生为榜样或标准,我现在还在青年的末梢,不到他一半的年龄。他是一个思想者。我们庆贺他的生日,并非仅仅因为他长寿的马拉松,而是因为他思想的活力与激情。预见和看见,毕竟还是不同的。他的长寿,在为他的学问与思想背书。

一年多前,正值有光先生110岁生日。马国川先生领我去他家里看望他。去之前,国川抱歉地告诉我,周老的儿子、八十多岁的晓平先生原本要来作陪,但因病住院了。不幸的是,去年春节后不久,晓平先生病重去世。这可能是有光先生漫长一生中最痛苦的打击。

有光先生也是复旦人,且与1905建校的复旦大学同岁(有光先生是1906年生人,此处指的是虚岁)。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共和国初年,他在复旦教过经济学。

有光先生现在住在一栋没有电梯的简陋公寓楼里。他的书房不大,他时常在书房的小沙发上踡屈着,和衣而眠。他幸运地经历了光绪、宣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朝”。因为活得够长,他的著说、文字与思想,似乎都注入了更多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而言,长寿才是硬道理。

中国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过去多年,中国的情绪似乎一直在自信和自卑中摇摆。有时过于自信,有时又过于自卑。从历史上看,当中国过于自信时,正需要提醒自己警惕。

(照片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

我举几个例子。去年十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英国首相卡梅伦与英国内阁铺出了最红的红地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陪习主席坐着金马车前往白金汉宫时,我在现场。这是我经历的第三次中国国家元首对英的国事访问,前两次是江泽民主席和胡锦涛主席。红色大道的两侧,有数千人聚集,大部分是前来欢迎的大陆留学生和旅英华人。欢迎队伍很有组织,也是我经历的欢迎人群对国家认同感最强的一次。我和一些留学生聊天。他们对这个国家是自豪的。

(照片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

在现场,还有数百位反对中国人权纪录的示威者。伦敦警方用铁栏杆划出一块地,把他们安排在特定区域,以免与欢迎人群造成冲突。我看到,在双方争持的边缘地带,中国的国歌盖过了示威者的口号声;一位中国留学生扛着硕大一面五星红旗,伸展开去,挡在藏独支持者的雪山狮子旗前。

次日,在网上查阅中国主流媒体,我没有发现任何相关报道提及那个特定时空的示威事件,连英文的《中国日报》对此也不着一字。作为历史记录,这个事件是不存在的。2015年,中国的情绪如此自信,官方媒体却在叙述另一个历史。我告诉前来伦敦采访的中国记者,中英之间并无蜜月。英国国会、反对党、工会、相关的NGO、人权团体对英中关系走向多有批评或指责。如果媒体不告知中国民众实情,又将很快重陷民意的僵局和泥潭,以及决策与判断的困惑。

另一个例子,与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近期播出的一部纪录片有关,这部片子是纪念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百岁诞辰。这个难得的纪录片,共五集。第三集中,有一个数秒钟的镜头,是一份被动了手脚、重新排版的1982年《人民日报》,头版标题是“胡耀邦任总书记邓小平任军委主席”,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赵紫阳头像被删去,由另一位中国领导人李先念取代。

原版报纸上,李先念的头像放在第二排,现在移上了第一排。同时,在副标题中,赵紫阳的名字也被移走。在2015年,仍出现伪造的执政党报纸,实在匪夷所思。

记得是2008北京奥运会前,我在伦敦听过一场来自中国的主题音乐会,叫“Bravo China”。中文的意思,就是“为中国喝彩”。坐在音乐厅里,我难以理解:为何要耗费巨资,不远万里,跑到全球性大都市巴黎、伦敦、莫斯科,提醒别人为中国喝彩呢。一个国家需要怎样的自信?

1997年, 为一部历史纪录片,我去哈佛大学找史料,做采访。赵元任先生的女儿赵如兰教授在家里接待我(赵如兰教授前几年已去世)。她说,她父亲和胡适先生一拨作为庚款留学生,一到美国就加入了世界公民协会,重要的是融入世界,与现代文明接轨。她的父亲非但学物理,学数学,还练拳击、举重,学音乐学作曲。一个国家,也需要健全强壮的体格、健全的思想。由经济学家半道改行,有光先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为“汉语拼音之父”,为国家尽力贡献。八十多岁退休后,他开始思考一些大的问题。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而是要从世界看中国。

从诸多常用的国际指标看,中国已是一个政经大国。但就某种意义而言,中国仍在制度的新旧胶着中,仍在现代化的边缘行走。百年前开动的启蒙运动仍在途中。文明的学习与薪火相传,要靠年青一辈。期待周老继续有光。

(本文作者是FT中文网创刊荣誉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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