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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管制

资本管制不再是禁忌

随着新兴市场面临史无前例的资本外流,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都在暗示使用非常规手段。但学者指出,用资本管制阻止资本外流往往没那么成功。

上周,当日本央行(BOJ)行长黑田东彦(Haruhiko Kuroda)暗示中国应该利用资本管制支撑人民币时,他好像打破了一个禁忌。

当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座谈会上坐在黑田东彦旁边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被问及是否赞成时,她回避了问题,尽管她确实同意中国大量动用外汇储备来支撑人民币是不明智的。

她的谨慎并不令人意外。政策制定者谈论资本管制会招来麻烦:仅仅是提到它就可能使紧张的投资者匆忙逃走。今年,中国的投资者格外风声鹤唳。沪指已经从去年6月的峰值下跌47%。

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政策制定者都在暗示使用非常规手段。在黑田东彦达沃斯发言的数天前,广受尊敬的墨西哥央行行长奥古斯丁•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新兴市场央行“采取非常规措施”的时间点或许很快就要到来了。

原因在于最近新兴市场面临的史无前例的资本外流。金融业组织国际金融协会(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估计,去年新兴市场资本净流出的总规模达到7350亿美元,是自1988年以来首次出现资本净流出。

“这些国家正在失血,”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教授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称。自2008-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一批学者和其他一些人呼吁新兴市场政策制定者在必要情况下使用资本管制,加拉格尔教授便是其中之一。2010年至2012年期间,IMF公布了资本管制使用指引,此举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尽管加拉格尔教授称这并不意味着IMF思维方式的突然转变。

“在2008-09年期间,IMF和我们很多学术界人士的看法一致,认为配合更好的宏观政策来管控资本流动颇为重要,”他说,“一些国家不愿听,如今自食苦果了。”

加拉格尔教授称,当资本管制的目的是控制潜在不稳定的资本流入,同时伴以明确的沟通以及财政改革(解决可能会助推金融不稳定的结构性问题)时,效果最好。他称,利用资本管制来阻止资本外流——正如中国、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本月所做的那样——往往没那么成功。

“如果资金已经在那个国家里,那么资本管制会加剧市场恐慌,”加拉格尔教授说,“人们总会找到绕过管制的办法,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出去。”

尽管有这样的保留,但IMF支持把资本管制放进希腊等国家的危机应对工具箱。

IMF仍认为,开放经济体比封闭经济体表现得更好。然而,IMF近来在态度和行动上的改变,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形势发展中面临着迄今的最大考验。

拉加德想要启动一场全球对话,讨论如何鼓励长期资本流向生产性资产,而不是流向波动性更大的股票和债券。她在本月的一次讲话中警告称,“防止流动性冲击对某一经济体造成严重危害”已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中国成了让IMF尴尬的一个例子。去年11月底,IMF的股东投票决定把人民币纳入为特别提款权(SDR)估值的精英货币篮子,部分依据在于人民币已变得越来越“可自由使用”。特别提款权是IMF自己的事实上的货币。

IMF工作人员坚称,中国政府在应对当前资本外流飙升时采取的任何资本管制措施都将是暂时的。

IMF人员在2013年的一份报告中曾警告称,开放资本账户将导致资本“大举”进出中国,并且“很可能是净流出”。

国际金融协会表示,中国不应试图阻止人们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当局不想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受阻。堵缺口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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