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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

失败者的反击

FT首席经济评论员沃尔夫:失败者也是有投票权的,这就是民主的含义,而且也理应如此。如果失败者觉得自己受到了十足的欺骗和羞辱,就会把票投给特朗普、勒庞和法拉奇等民粹主义者。这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

失败者也是有投票权的,这就是民主的含义,而且也理应如此。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十足的欺骗和羞辱,他们会把票投给竞选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的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或英国独立党(UKIP)的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有些政客集极右派的本土主义、极左派的国家主义、以及两派皆有的威权主义于一身,他们蛊惑人心的言论对于部分民众、尤其是本土工人阶层尤其具有诱惑。

首先,他们排斥那些主导本国经济和文化生活的精英,也就是最近聚集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那群人。这种排斥心理可能会引起可怕的后果,精英们需要作出明智的回应,不过现在可能为时已晚。

右翼精英的提议一贯是较低的边际税率、宽松的移民政策、全球化、限制昂贵的“福利计划”、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以及股东价值最大化。而左翼精英的提议则是宽松的移民政策(一样)、文化多元化、世俗化、多样化、堕胎权、种族和性别平等。自由意志主义者对两派精英的目标都拥护——所以他们是极少数群体。

在此过程中,精英们逐渐脱离了对国内民众的忠诚和关注,把自己塑造成了全球超级精英的形象。因此不难看出为什么普通百姓——尤其是土生土长的人——感到疏远。他们是失败者(至少相对精英而言),他们无法平等分享利益,他们有种被利用、被伤害的感觉。金融危机过后,生活水平恢复缓慢,让这些失败者认为精英们能力低下,而且掠夺成性。所以那么多人感到愤怒并不令人意外,倒是这么多不愤怒的人反而让人惊奇。

世界银行(World Bank)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已展示了,从1988年到2008年,全球收入分配中只有两个群体的实际收入基本没有上升,一个是收入最低的5%人群,另一个是第75百分位到第90百分位之间的人群。后者涵盖了高收入国家的大量人口。

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同样表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普通工人的报酬明显落后于生产率的提高。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技术创新、自由贸易、公司治理的变化以及金融自由化。但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在美国,经济增长的成果都集中在社会顶层,其他高收入国家虽程度较轻,但同样如此。

最后,人口中移民比例有了大幅攀升。很难说这为广大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利益,但那些顶层人士、包括企业无疑都从中受益(见图表)。

尽管左翼支持福利计划,人们可能会觉得这对本土工人阶层十分有益,但大量左翼正日益失去支持者。美国似乎尤其如此,种族和文化因素在这里尤为重要。前美国总统、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南方战略”旨在吸引南方白人支持,该战略产生了政治效果。但共和党精英的核心战略——利用中产阶层(尤其是男性)对种族、性别和文化改变的愤怒——正在酿成苦果。共和党对减税和放松监管的关注,对该党绝大多数基础选民几乎毫无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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