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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

慈善法,请不要给腐败送去枪支弹药

中国公益人才让多吉:《慈善法》草案中“管理费”和“合作公开募捐”的规定,可能为政府和官办慈善公益组织留下腐败空间。慈善组织行业约束和信息公开才是重点。

近年来,官办慈善组织挂靠的各种专项基金负面报道频发,如挂靠在中华儿慈会名下的天使妈妈基金被指违规吸纳善款,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名下的嫣然天使基金被指善款流向不明。从法律角度而言,官办慈善组织应对挂靠的专项基金承担主体责任,事实上官办慈善组织常常以法律未规定“专项基金”该如何透明为由,拒绝社会公众“晒账本”的要求。但是,《慈善法》出台以后,官办慈善组织就不用对“合作”方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而更加放心大胆地收取“管理费”。

从某种意义上说,草案的一些条文看似送来蜜枣,实际却暗藏砒霜。前面是70%的公益支出和15%管理费的挤压,后面是与官办慈善组织“合作”的后门,民间慈善组织要想不贴钱存活下来,唯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和政府监管部门“媾和”,在财务上弄虚作假,在透明化方面遮遮掩掩。表面上看是迫不得已,实际上是给政府和官办慈善机构善款支出不公开、不透明做了“炮灰”,制造一种中国公益组织水平低下,法不责众的执法难题。

第二,选择向官办慈善组织“购买”公募权,以逃避中国特色的、荒唐的监管指标。《慈善法》如按这样的草案出台,在权力上,官办慈善机构就是监管部门授权的“代理人”;在操作上,官办慈善机构和民间公益组织或个人“合作募款”,就和上市公司合并报表是一个道理,根本不用干活,只需要找一堆“合作”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现在,社会公众对《慈善法》的主要担心还不在政府治理是否过界,而在于是否公平。大家害怕《慈善法》成为挤压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发展的工具,成为政府和官办慈善公益组织为自己预留的特权和腐败空间的“法律武器”。

当然,也许立法者认为这样可以“帮助”官办慈善组织发展,而实际效果恰好相反。就好比公共财政给国企输血,反而南辕北辙;一开始就靠政府支持活着,表面看是有政策优势,实际上是不自觉地失去了竞争能力。政府通过强制性税收来提供公共服务是本份,官办慈善组织拿公共财政的钱干活,相当于“强制之下的善行”,不再具备道德意义。《慈善法》如此这般做法,同慈善组织的发展愿景和慈善事业的公益目的大相径庭。

事实上,《慈善法》倘若剔除“管理费”的规定,不但不损害慈善组织的利益,反而能促进慈善组织健康发展。在一个法制还不完善的国家,关于“管理费”的规定很容易让慈善公益组织游走于法律边缘,而其行为一旦跌落法律底线又只能由政府出面惩治。这样,纠正慈善组织问题的力量仅来自政府,社会监管则被完全排除在外,这和慈善公益组织应该通过社会公众志愿参与来促进公共福利完善和社会进步的道德目标完全相悖。

《慈善法》要出台,立法者可不可以在慈善事业的公开、公平、公正上做得更好一点?既然人性本善,国家又要推动志愿服务,那么《慈善法》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慈善公益组织的行业约束和信息公开上,对藏形匿影的组织实行“零容忍”,确保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权力。如此才能避免社会公众无谓的争端和误解,也减少授人以柄的行业口实。

(注:作者微信公众号是crdj2277。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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