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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一段有意义的教育

要有理想,但别被理想遮住了眼睛

方可成:我依然相信理想主义的力量,但我看问题不会再那样非黑即白。我会看到自我拔高带来的失去自知的危险,也会看到多元化的价值和更多的可能性。

【编者按】FT中文网与壮志计划项目组联手推出专栏“我所经历的一段有意义的教育”,集结具备海内外多元背景的撰稿人,通过个人故事探讨教育的本质。教育不囿于校园,它浸入坊间、市井、田野、途中,和人际之间;教育重塑个体,创造自我探索的可能性,同时折射社会的精神风貌。

在北大读书的几年,我经常觉得缺少志同道合的同伴。

我是怀着一腔热血走进北大校园的。抛弃了高中学的理科,把数学竞赛换来的保送机会用在了新闻学院,只因为我读高二那年,发生了好几件重要的事情——孙志刚案、SARS疫情、南都案。我因新闻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而激动,也因依然遍布荆棘的现实而愤怒。这种张力让新闻业变得极具吸引力:看起来,这不仅是一条光荣之路,也是一条荆棘之路。而一条光荣的荆棘路,对一个青春期的热血少年来说,大概是一种无法避免的选择。

当时我对大学基本一无所知。只是听说了一些关于北大人心系家国命运、肩负社会责任的说法,又听说清华的传统是“又红又专”,于是根本没有考虑过后者。(当然,后来发现,这是一种过于简化的叙述。)

我期待着在北大校园里遇到很多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在新闻学院里和同学们一起观察社会、臧否时事,一起发掘真相、推动进步,毕业之后一起作“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兄弟姐妹。

我遇到了一些这样的人,并为之庆幸。但总体而言,眼前的校园并非我最初想象的那样。我看到,有才华的人很多,勤奋刻苦的人很多,但关怀社会的人并不太多——或者说,以我期待的那些方式关怀社会的人并不太多。新闻学院的学生和其他学院没什么两样,大家都想找一份好工作,而好工作的重要标准则是北京户口。以这个标准衡量,绝大多数市场化媒体都自动被排除在外了。

在线下生活中,我是一个温和、内敛的人。但在网上,我习惯于发表直接而尖锐的观点。2009年初,我写了一篇在学院引发不少讨论和争议的博文:《新闻学院为什么变成了“房地产学院”?》。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篇博文写得真是有些愣头青的感觉——直截了当,对于我的同学们似乎毫不留情面。博文大意是:已经毕业的本科同学里面,做记者的只有1个人,而在各个房地产公司工作的则有接近10人之多。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有很多原因,比如媒体并不偏好新闻学院毕业生,比如新闻学院也有广告公关等方向,但我认为最主要的是:新闻学院缺乏价值观教育,没有让学生体会到这个专业的社会责任。

在博文的结尾处,我这样写道:“我之所以强调新闻业与房地产、银行、快消等行业的不同点,也正是因为他们的核心价值观截然不同。假如我们的新闻教育真的将新闻业的核心价值观传递给了学生,那么他们仍然可能选择进入房地产这样的行业,但至少,数量不会这么多,而且选择的时候或多或少会观望、犹疑,因为从事这些行业,意味着抛弃自己在大学中树立的价值观。”

这是一个大胆且很有冒犯意味的判断,是直接在价值观层面区分不同职业,以及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它当然充满了争议,但对于我而言,写作这篇博文是积累了几年的困惑爆发的结果。那是我在长久的失落之后用痛苦的声音发出的疑问:我亲爱的北大同学们,你们为什么不和我一起,去加入那些市场化媒体,去调查黑幕挖掘真相,去为社会的改革而鼓呼?那个印在我们毕业证书上的名字,应该照耀着我们追寻理想主义的步伐,而不是帮助我们从这个体系中分得一杯既得利益的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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