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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下的中欧合作如何双赢?

中国社科院薛力:在共建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欧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纽带将大大强化,这将推进欧亚大陆发展,为多文明共存建立样板,并推进全球的多极化进程。

(本文为作者“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十五)

近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捷克,再次让人关注欧洲在一带一路中的角色。一带一路倡议/战略是新一届中国政府对外关系的顶层设计,将在未来8-10年统领中国的对外事务。基于中国的综合实力与全球影响力,任何大国都难以忽视这一战略。美国加快推进TPP、强化在亚太的军事存在与此有关;印度的季风计划与香料之路计划,日本的亚洲基础建设资助计划,应对一带一路的味道甚浓;俄罗斯的反应是,同意欧亚经济联盟与一带一路对接。那么,作为全球发达经济体聚集区的欧洲,没有理由例外。身为欧洲的代言人,欧盟还在摸索应对一带一路的系统方案。擅长多边主义的欧盟也许愿意倾听一个中国战略研究者的相关思考。

一些学者认为推行一带一路不过是“消化外汇储备、化解过剩产能、多交几个朋友”,这种观点显然有失片面。对中国来说,这是中华文明与欧洲文明之间,第一次由中方发起的有计划的沟通与对接(元朝是蒙古帝国与中华帝国的交汇点,在中华文明中不具有代表性)。华者,花也,引申为最发达的部分。在两千多年里,中华文明整体上一直是东方文明的核心部分。以此为基础,诞生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体系,费正清等西方学者着重从经济与贸易视角揭示这一体系,将之概括为朝贡体系。而以黄枝连为代表的一批东方学者则从文化特色角度把握这一体系,将之称作天朝礼制体系。还有一批东方学者(也包括笔者)则认为,从权力等级、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成熟度等方面,倾向于使用华夷体系(或华夷秩序)这一概念。这一体系与欧洲的情形不太具有可比性。如果一定要比较,则显然迥异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的欧洲,相对接近于中世纪之前的欧洲,尤其是查理曼大帝统治时期的欧洲。

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的起点很可能是《易经》,以后发展出道家、阴阳家,墨家、儒家等枝干,结合佛教还产生了禅宗等枝干。较小程度上中华文明还包括大乘佛教、法家等分支,以及萨满教、回教、土地公崇拜、妈祖崇拜、关公崇拜等领域性或地方性文化分支。这些文明的影响主要限于东亚地区。近代以来,滥觞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民族国家体系向全世界扩展,天下体系坍塌,中华文明不断被侵蚀,中国长期处于向民族国家转变的进程中。蒋介石时期的中国与毛泽东时期的中国大致上都处于这个“历史三峡”中。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尝试在东亚地区各族群建立或转向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扮演中心国家的角色,但二战的结局意味着这一尝试失败。战后的日本转而追求经济领域中的“中华”地位。日本获得了成功,东亚经济雁型模式的形成是典型标志。1980年代日本一国的GDP远远超过了东亚其他国家GDP的总和。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聚焦于融入世界、发展经济。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2014年中国的GDP大约是日本、韩国与东盟九国(即东盟十国减去马来西亚) 总和。而且,中国经济虽然进入了新常态,增长速度依然较高,GDP可能在未来十年赶上美国。体量巨大的中国的这种巨变,不但改变了自身的定位与认知,对世界的影响也日益扩大。于是,重构亚洲乃至亚欧大陆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就成了现实的需求。200年来,中国第一次有能力、有意愿这么做。但是,以战争方式或通过建立殖民地来实现这一目标,或者重现具有等级差别的天下体系,已经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以和平方式实现上述目标是不二选择,操作上则遵循“提供增量”这种各方都比较容易接受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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