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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从一则旧闻看美国新闻出版自由的意义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龚刃韧:《纽约时报》经历的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说明,在遏制总统及政府滥用权力上,新闻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前不久,我在国内一家新闻网上看到一则旧闻,标题是《苦笑往事: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讲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旧事。因为没有注明信息来源,我刚读到这段旧闻时还不大相信,以为是虚构的讽刺笑话,但里面提到的人物都是真名实姓。经查找,这一旧闻来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7日第12版刊登的一篇纪实报道《国门开》(冰点特稿第820期),的的确确是一则真实的故事。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原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建交后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与文化参赞的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中文名唐占晞)负责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1979年初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汤姆森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颇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汤姆森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在汤姆森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33年后的2011年11月15日,汤姆森这位前外交官以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身份接受了中青报记者王波的采访,他回忆说:“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

这段现在看似荒诞可笑的旧闻,却真实地反映出经历长期闭塞之后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无知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其实,相似的旧闻还有不少,如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政府派遣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由于出国前长期受到的政治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出国后的见闻立即使他们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结果相当多数的中国留学生学成(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滞留不归。

然而,这段旧闻让我想到的主要是,就在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编辑访美之前的十多年间,《纽约时报》恰好经历过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两次诉讼都涉及到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问题。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也是宪法修正案的重要促成者,他在1804年的一封信件中指出:“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

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是1964年“《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声援马丁•路德•金和南方争取自由委员会的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广告描述了南部地区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不点名地批评了当地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由于审查者把关不严,广告部分细节失实。事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在当地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初审最终判处《纽约时报》和四名牧师赔偿沙利文50万美元。1962年8月30日,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驳回《纽约时报》的上诉,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诽谤言论”,维持原判。两审失利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几乎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复审此案。1963年1月,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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