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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淘税收新政应遵从税收法定原则

聂日明:按照《立法法》的精神和全国人大的解释,跨境电商所涉税种各项内容的调整,都应该由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并充分吸收利益相关人的意见。

4月8日起,中国实行新的海淘商品税收政策,跨境电商不再适用行邮税,实施新的进口税收政策,税率有升有降,总体偏升。同时,过去针对个人物品进境的行邮税政策也做了调整。新政策执行第一天,朋友圈热传旅客入境时遭遇严查,引起舆论热烈讨论,相关政府部门不得不第一时间辟谣。

对政府来说,调整跨境电商的税收是基于现实的考虑。近年来,以跨境电商、海外直邮及个人代购为主的海淘购物规模连年翻番,商品品类也从最初的手表、箱包等奢侈品,扩展到奶粉、母婴用品、食品等日常消费品。海淘不仅挤占了国内商品销售的份额,不利于国内企业的发展,海淘渠道的购物规模扩张还挤占了一般贸易进口的份额,对政府而言,还意味着这两个市场份额降低对应的税款流失。

从海淘购物对应的税种、税率来看,新规也没有超出原来的税种框架。跨境电商对应的税种从行邮税变更为“关税+增值税及消费税”,关税税率暂定为0,增值税在限额内按税率的70%优惠征收,个人出境购物最高享受8000元的免税优惠。即使新政后海淘总体税负上升,相比在境内直接消费,海淘仍保持着税收上的优惠。

不过,海淘税收新政之所以会引起激烈的讨论,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新政的调整过程不够合理。首先是税收政策的不确定性。过去几年里,海关总署在跨境电商进口的试点城市,发布了多个进口零售电商的创新文件,尤其是“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监管思路。这是中国在全球监管中一次首开先河的做法,鼓励了相当多的投资人和创业公司开始进入跨境进口B2C领域。

今年1月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将先行试点的中国(杭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初步探索出的相关政策体系和管理制度,向更大范围推广。这被视为跨境电商的利好消息,但他们最终等来的是实际税率上调的政策,给跨境电商的发展带来的沉重的一击,消费者和厂商的失望可想而知。

税收的开征与调整是重大事件,税收不确定性的根源是税收法定的缺失。2015年通过的《立法法》规定,“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亦即税收法定原则。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表示,“税种”一词就“包括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和税率”。前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此前也表示“税收制度本身已包括税种名称、纳税人、征税对象、计税依据等内容”。

这次跨境电商的税收调整,变更了税种,调整了税率,税种的多项内容都有变化。按照《立法法》的精神和全国人大的解释,跨境电商所涉税种的各项内容的调整,都应该由全国人大以法律的形式进行。税收法定的过程,本是汇聚纳税人共识的过程,在法律的起草和讨论过程中,充分吸纳税收调整涉及到的相关利益人的意见。

从实施上来看,跨境电商涉及平台众多,消费者和商品种类数以万计,订单规模庞大,海关总署对七个试点城市的统计显示,进口规模是22.3亿美元,验放的清单总数是近亿单,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甄别消费者,实施每单限额和年度限额。此外,在甄别消费者的过程中,还要保障消费者的个人身份信息不被泄露与滥用。这些方面,都需要更多的讨论才能给出合适的界限与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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