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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则横议

从求富到安全:中国需要的目标大转移

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在国家建设获得巨大进步之后,当前的中国应该更关心老百姓的安全,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而解决老百姓安全问题的核心是法治和宪政。

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已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改革的起始点是邓小平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纲”。30多年的经济建设彻底改变了整个中国的面貌。现在的中国和以前的旧中国相比较已经面貌全非了,可以名符其实地称为“新中国”了。

可以说,中国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当时提出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但是现在,中国是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纲,还是有别的更重要的目标?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大问题。这关系到全中国人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目的地。

邓小平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纲”,可说已经或接近完成。中国和30多年前邓小平提出这个任务时比较起来,已经焕然一新。改革开放前北京最高的楼是18层的北京饭店,而现在20层以上的大楼超过500座。改革开放前长江上只有两座大桥,去年年底已经有65座。更不用说过去根本没有的高速公路,现在有了11万公里,等等。总之,中国在完成经济建设任务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

但奇怪的是,国家建设得不错,社会财富极大增加,可老百姓的满意感却很不理想,社会到处可以听到不满情绪,人与人的矛盾没有减少,老百姓和政府的矛盾趋于紧张。这些情况说明,目前的努力方向不对头。当前的问题不是建设得不够,而是没有关心老百姓的幸福,所以,我们非常需要把工作的重点从经济建设调整到老百姓幸福。

如何增进老百姓的幸福感?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学者都用可以计量的方法,即用计量财富来测量幸福感。他们往往最终得出的看法,是从财富分配关系角度来看幸福感,认为分配不公是不幸福的原因。可是这种方法引起的争论非常多。

显然,幸福固然和物质享受有关,但物质享受绝不是幸福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因为物质只是能够被看见的部分,而幸福感是一种感觉,是看不见的。正因为如此,研究如何获得幸福就非常困难。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非常不同,莫衷一是。

我认为不妨从反面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因素妨碍了人们获得幸福?我们与其直接去追求幸福,还不如取消那些妨碍获得幸福的因素。

根据马斯洛对人类的需求分类,安全属于基础需求,没有安全别的都谈不上。拿这一点来衡量,在中国社会里安全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当前,不同的人群都有不同的安全问题。富人因为感到自己的人身和财产不够安全,纷纷移民去更安全的国家;穷人的安全受到侵犯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自行用武力捍卫,这就是群体性事件。这两类社会现象是中国所特有的。这清楚地说明,中国的社会环境不够安全。要让中国人感到幸福,就先要改善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人身和财产的安全靠什么来保障?对强盗和小偷的防御靠警察,即国家的治安机构。对国家滥用权力侵犯私人生命财产的防御要靠法律,特别是宪法。而恰恰这一点,是中国的薄弱环节。在中国,特权阶级在很多时候是法律管不到的。比如,薄熙来是共产党政治局委员,有特权,他的妻子竟然敢犯下谋杀罪,死者是外国人。这个案件被掩盖了几个月,而且最后被揭发也不是靠中国自己的检察或公安机构,而是靠美国的介入。由此可见,连身份特殊的外国人在中国都缺乏安全保障,中国人自己就更没有安全感了。

因此,在国家建设获得巨大进步之后,当前的中国应该更关心老百姓的安全。而解决老百姓安全问题的核心是法治和宪政。但是目前官方号召的目标仍然是小康,这还是一个财富目标,而不是安全目标。在极其贫困的时候,吃饱穿暖无疑是大家奋斗的首要目标。现在中国人挨饿受冻的人已经是极少数了,中产阶级更是为数众多,他们所关心的不再是财富或收入问题,而是安全问题。将中国社会的奋斗目标从增加财富转变为提高安全,此其时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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