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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噪音

台湾有文化吗?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张铁志: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朋友常觉得台湾好像很有文化,各角落充满人文韵味,但台湾人却很焦虑,觉得政府支持少、政策方向不明。

香港和中国大陆朋友常觉得台湾好像很有文化,民间的文化力量很强大,台湾各角落充满了人文韵味。但对许多台湾人来说,不同领域的文化工作者却总是处于焦虑之中:资源不够、市场太小,中国大陆的竞争力与吸引力太强,或者政府的支持太少、政策方向不明。

去年底的台湾总统大选辩论会中,三党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位提到文化政策,也没有提问者提出关于文化的问题。

今年五二零总统就职典礼上,新上任的小英总统在演说中提到许多重要政策,但还是没有提到文化政策。

台湾政府在2012年正式成立了文化部(前身叫文化建设委员会),表示对文化的重视,但在台湾的政治领域中,长期以来,文化议题、文化政策和文化部门, 比起经济发展是相当弱势的。在政治辩论中,文化不会成为争议的重点;在整个政府预算中,文化部只占0.8%。

但文化部涉及的领域可真不小,从小区营造、文化资产保存,到各个文化创作领域如出版、视觉与表演艺术、电影、设计、流行音乐等。更进一步说,文化是关于人们当下生活方式,是一个社会的过去历史与集体认同,也是人们对未来的想象与创造。

在政治人物的脑中,文化的重要性远远没有经济发展高,人们应该要先吃饱再来谈文化欣赏。但这种思维一来是错误地把文化与经济对立起来,二来是忽视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根本意义。

以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来说,台湾经济产业最大的困境在于长久以来代工为主的产业模式,面对这个新经济时代益发转型困难。因为在这个时代中,品牌价值最主要来自于好的设计与创意,来自于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这些需要文化的厚度与能量。尤其是当前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是软实力的竞争──这既是文化产业的力量,也反映出这个国家的价值底蕴和文化内涵。

所以文化不但不是经济的对立或剩余,而是推动经济转型的根本工作。

另一种谬误是把文化视为产业的一环,因此仍然不能正视文化的意义。过去这十年在台湾,“文创”──原意为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时代的性感字眼。一方面,政府和社会主流的思维是以产业化逻辑来定义文化生产,用价格与数量来衡量文化的值;另一方面,任何东西彷佛冠上这个就可以提升一个档次,大学成立文创系,公司冠上文创之名,最近新北市的一个夜市取名叫做文创市场(所以未来我们可能吃到文创鸡排?)这种粗糙短线的思考让“文创”这个概念迅速崩坏、人人喊打。

中国大陆则是文化商业化的极端。“文创”这个词或许没这么流行,但一切文化活动、各式古迹都是可以贩卖的商品。又如电影产业虽然产值大,但有多少上演的电影有深刻的内涵?华丽但空洞的《小时代》成为时代的精确譬喻。

在香港,主流文化工业几乎崩塌,艺术市场在这几年快速成长,但独立艺文工作者只能辛苦地匍匐前进。更不要说中港两地的政治桎梏,限制了创作最可贵的自由精神。

这是台湾在华人社会中的优势,但台湾的景象远远没有外面以为的美好。

台湾当然不是没有文化,但是政府没有足够重视,或者一旦重视时只强调商业逻辑,这会从根本上压抑了文化的可能性。文化是思想,是价值,是美学,是生活,它一方面来自历史的传承与累积,要让这个土地与人民的记忆、生活与故事可以被保留与转化,另一方面,文化更来自新的想象与创造,要让年轻的文艺创作者可以不断萌芽茁壮,展现新能量。这两者都是政府文化部门的主要责任。

唯有做好这个文化基础,才能去好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亦即,例如要让独立音乐人可以有野蛮生长的空间,才能产生有生命力的流行音乐产业。更进一步,这些具有想象力的人可以进入其他产业,为这个创意经济、知识经济时代带来新的活水。

五月二十日上任的台湾新任文化部长郑丽君说,未来台湾文化部政策绝对不是文化部自己的事,而是应当如同法国有“44个文化部”,部部都是文化部。 她也强调要推动“台湾文化的公民运动”,让人民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政府主要是承担文化治理当中的公共责任。伟哉此言。

台湾能够建立起怎么样的文化治理典范,大家都在看。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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